注意：对于愿意采取中立观点的作者，我们应该予以尊重，但要反对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或特定动物物种的立场上倾斜标准然后还自称中立的“人择原理”主义、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等。
文中部分患者·家属姓名为化名。
H7N9禽流感
疫情始动
（内容来自官方报道）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31日通报，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上海和安徽发现三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两例上海患者已死亡，一例安徽患者病情严重正在抢救。H7N9禽流感病毒此前只在禽间发现，从未发现过人感染情况。专家认为，目前没有提示该病毒有较强人传人能力。
通报称：上海市患者李某（后详），男，87岁，2月19日发病，3月4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上海市患者吴某（吴亮亮，后详），男，27岁，2月27日发病，3月10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安徽省滁州市患者韩某（后详），女，35岁，3月9日发病，目前病情危重，正在江苏南京积极救治。3例病例临床表现均为早期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进而发展为严重肺炎和呼吸困难。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相关病例的标本中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3名患者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目前，未发现3例病例之间有流行病学关联。
上海辟谣、反被辟谣
（内容来自官方报道）
3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在上海和安徽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这是全球范围首次发现人类感染H7N9病毒，而此病毒此前仅在禽间发现。
根据通报，在上述3个病例中，87岁的上海男性患者李某于2月19日发病；3月2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该病例中分离出H7N9禽流感病毒。
此次H7N9病例的公开，使得此前上海市卫生局和为上述李姓病患进行治疗的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下简称“五院”）的“辟谣”动作浮出水面。
3月7日，五院与上海市卫生局先后通过官方微博称，网传上海市闵行区出现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的消息不实，已排除87岁的李某及两个儿子感染人禽流感等传染病。辟谣稿还引用专家观点表示，李某及其小儿子死亡，“系因患有多项基础性疾病，加上肺部重度感染所致”。
不过，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3月31日的答问稿中，却间接否定了上述辟谣信息，表示在2月20至25日，“上海市某医院先后收治了患重症肺炎的李姓父子3人，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李姓父亲被确诊为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
“我们也是从新闻中才获知上海发现两例H7N9禽流感病例，”五院院长办公室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来自官方的具体通报，因此无法评论被检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87岁李某，是否正为我院此前收治的这位病人。”
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根据标准处理流程，该院在2月26日凌晨已启动预案，报闵行区疾控中心采集并做流行病调查，而对于检验结果则“并不知详情”。
上海市卫生局宣传部婉拒了本报的采访申请，表示有关H7N9病毒的相关情况该局会通过网站向公众公布。
上海市政府4月1日举行专题会议，部署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沈晓明副市长出席会议，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密切协作，积极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卫生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本市流感、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的监测防控力度。
会议明确，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规范发热门诊管理，高度关注类似症状的肺炎病例，及时发现并按规范做好病例报告、样品采集、实验室检测和医疗救治等工作。
根据农业部兽医局和市农委的要求，市动物疾控中心4月1日对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抽检的34份留存样品，进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3月7日下午，一条微博消息被转发传播，内容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初步诊断为流感，有呼吸衰竭症状，希望院方公布真相”，随后这则微博被删除，发布微博的用户也更改了账号名称。
该信息在当天就相继被五院和上海市卫生局否认。
当天下午5点20分，五院官方微博发布“网传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事件的真相”，称2月14日至24日期间，李姓一家三口因发热、咳嗽先后来院就诊，87岁的李某因高龄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于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55岁的李某小儿子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于2月28日医治无效死亡；69岁的大儿子病情稳定。
约一个小时后，上海市卫生局也通过官方微博进一步表示，市五医院曾先后收治一家三口，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已排除人禽流感等传染病。专家认为2人死亡系因患有多项基础性疾病，加上肺部重度感染所致。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31日的通报却显示，87岁李姓男患者感染了H7N9病毒。其于2月19日发病，3月4日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
上海市卫生局在3月31日称，李某发病前，其两个儿子也因相似症状到医院治疗，大儿子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肺炎，目前已治愈出院；小儿子被诊断为重症肺炎，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两个儿子均未检测出H7N9禽流感。
这显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上海市卫生局在3月31日均已证实，上述87岁李姓男患者的确感染了新发现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而非此前五院和上海市卫生局所称的“已排除人禽流感等传染病”。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五院于3月7日发布的新闻稿中，以专家会诊名义认定，“3名患者均为肺炎”。稿件还表示，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相关患者排除禽流感等高致病性“非典型肺炎”。
在回答记者关于院方是否存在误诊的问题时，五院宣传科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李某并未感染作为法定传染病疫情的甲型H1N1流感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因此3月7日五院所称的“排除禽流感”病毒感染，所指的可能就是H5N1病毒，而非当时还尚未被实验室发现的、能被人类感染的H7N9病毒。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也发现，由原卫生部最新认定的法定传染病疫情中，也仅包含H1N1及H5N1型禽流感病毒，并未列有H7N9型病毒。
针对已发现的H7N9禽流感致死病例，上海市政府4月1日召开专题会议，部署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卫生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上海市流感、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的监测防控力度。
此外，根据农业部兽医局和上海市农委的要求，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4月1日对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抽检的34份留存样品，进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截至目前，与上海2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未发现类似症状和发病情况。今年以来，上海全市流感、肺炎发病率总体平稳，与近三年同期相比无明显上升。
据了解，此次人感染的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之前上海卫生部门发现上述病例时，及时开展了相关实验室筛查，对属于监测报告范围内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等传染病进行了排除。
1月1日—3月31日，上海市27家综合性医院流感监测点共报告流感样病例24000例，较2012年同期减少43%。检测结果显示，上海市流感样病例发病处于历年一般水平。今年1月以来，各级疾控机构未接到季节性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爆发疫情报告。
自去年11月15日至今年3月31日，在上海全市43家流感监测哨点和18家国家级流感网络实验室监测工作中，以及在全市130家开设发热门诊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主动搜索中，均未发现非典、人禽流感H5N1和新兴冠状病毒疑似、临床诊断和缺阵病例。
今年1月1日至3月29日，上海市、区（县）两级疾控中心对全市130家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开展不明原因肺炎主动搜索，发热伴有肺部炎症的病人比2012年同期下降4.34%。
上海患者相关报道
（内容来自媒体，文字良，对读者在自己的创作里表现传染病有一定帮助）
吴亮亮，从江苏盐城来到上海的猪肉摊贩，从发现自己不舒服，到因呼吸衰竭去世，他最后的人生旅程只有短短12天。2月27日，他自觉“感冒不适”，3月10日便因呼吸衰竭去世。3月31日，他的家人才知道厄运的名字叫H7N9。
“昨晚没有梦见你，不然我要告诉你，杀死你的是一个怪物。” 4月6日清晨，吴晓雅跪在丈夫的坟头哭诉。
吴亮亮的新坟，孤零零地落在一篇油菜花田中。起风时，黄灿灿花浪起伏，簇拥着新坟。吴晓雅说，这里风景很好，他会喜欢。
坟墓旁边，放着一双小小的棉鞋。这是吴亮亮不满两岁儿子轩轩的鞋子，家人说，这样轩轩就可以陪着爸爸走过那段最孤单的黄泉路。
今年1月份，一直在外地打工的吴亮亮决定和妻子来上海，帮助岳父岳母经营他们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川菜市场的两个猪肉摊。
生意很繁忙，早上6点到晚上6点，一家人经常12个小时连轴转。吴亮亮开始谋划他在大都市的人生，“准备苦一苦，让儿子过上好日子”。
一场“感冒”改变了一切。
2月27日，在猪肉摊上，吴亮亮脸色泛红地说：“婷婷(妻子小名)，我难受。”回家后，他测了下体温，39度，已经烧得有点迷糊了。而后，他去一家小诊所挂了一瓶点滴，温度渐渐退下去。
第二天上午，他体温又骤然回升。吴亮亮再次去诊所挂了两天点滴，然而体温居高不下。3月2日，吴晓雅拉着丈夫去了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挂了急诊，拍了x光。结果显示吴亮亮肺部上有几个白点。医生说，可能是肺炎，建议他接着打针治疗。
3月4日，吴亮亮开始咳嗽，呼吸困难，只得住进住院楼14层的呼吸内科，和其他两名患者共用一个普通病房。
吴亮亮并不知道，就在同一楼层的另一个病房内，这天有一位87岁的老伯和他感染了同一种病毒去世。
此时的吴晓雅已无心顾及肉摊，她几乎全天候地看护着丈夫。吴亮亮对食物基本失去兴趣，早上他只吃了半碗稀粥，中午他爱吃的肉一口未动。
3月5日，吴亮亮咳嗽加重，食欲不振，吴晓雅用茶水泡了半碗饭递给他，他虚弱地说：“我一点都吃不下。”
当天下午，吴晓雅给吴亮亮的父亲打电话，要他过来看看，她觉得“亮亮体温一直古怪地不下去，怎么治也没用，兴许是中邪了或被不干净的东西找上了”。
那天晚上，吴亮亮彻夜咳嗽，无法入睡。凌晨2点，他对妻子说：“我好难过，气上不来了，你叫医生来看看。”
“医生过来看了一下，说肺炎就是会咳嗽，过几天就好。”吴晓雅说，整个晚上，她就看着丈夫咳得气都喘不上、吐出带血的痰液，但除了轻拍后背外，她束手无策。
3月6日，吴亮亮病情急转直下，出乎所有人意料。
医院的病历单上记录：患者出现气急，呼吸窘迫，约16时呼吸窘迫较之前加重，无法平卧，双唇发绀，双肺呼吸音粗，立即转入ICU加强监护治疗。
那天下午，吴晓雅接到了科主任的病危告知：“他的病很重，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吴晓雅没有任何准备，她慌张地给自己父亲打电话，哭着喊：“爸爸，医生说亮亮不行了。”
正在猪肉摊招呼生意的吴德茂，吓得把手里的猪肉掉在地上。他跑到医院，质问医生为什么感冒会下病危通知单，“花多少钱没关系，人一定要救回来”。
吴德茂扶住了哭得站不住的女儿。当天，吴亮亮没有来得及和家人说句话，便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怕有传染性，家人就不要进来了。”医生说。
3月7日，得知亮亮病危的40多位亲属，从老家江苏盐城赶到医院。有时，家属们会趴着那道坚硬的玻璃门，试图看清重症监护室内的情景，但那层厚厚的毛玻璃什么信息都没有透露。
吴亮亮的父亲也经常趴在门上，试图离儿子更近一点。
只有吴晓雅被允许进入监护室。每天上午，她穿着绿色的大褂，带着口罩进去看丈夫。此时，吴亮亮喉管被割开插入管子用于输氧，进食则需通过胃管，很难开口说话。
吴晓雅拿了一张纸笔过来，让他把想说的写下来。
“我快被闷死了。”吴亮亮用笔歪歪扭扭地写道，眼中满是痛苦。吴晓雅很难过，不知道如何安慰丈夫。
“爸爸妈妈来了吗？”吴亮亮写道。
“来了，在外面陪着你呢。”妻子抓住他的手。
“儿子来了吗？”吴亮亮又问。
儿子也从老家来了，但家人怕他被传染一直没有让他来医院。她问：“想见见他吗？”
吴亮亮两眼泪光。他犹豫了很久，摇头。他比任何人都想见他，但他不会让儿子冒风险。
每次回家，一向腼腆内向的吴亮亮，会拿手机放动感歌曲，和儿子在客厅里跳舞，父子俩撒欢蹦跶，摇头晃脑，“像两个小疯子”。
这种快乐很快成为追忆。
吴亮亮病重期间，此间上海市肺科医院的专家、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曾先后来为吴亮亮会诊，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救治方案，但都无法制止他的病情继续恶化。
3月10日上午8点，家属被允许进入重症监护室看吴亮亮。
吴亮亮喉部、鼻腔插了很粗的导管，双手双脚插满了细管子，为了防止病人因疼痛不适去拔掉喉咙的管子，他的双手被捆绑在了床边。
“整个人就像章鱼一样全是触手”，吴亮亮的叔叔记得，吴亮亮的脸已变成了青黑色，脸部肿胀了一俩倍，“鼻子眼睛都被含进肉里，看不见了，更看不出表情，如果他有表情的话，一定极度痛苦”。 9点多家人再进去看时，病人的脸更黑了，双臂也已经泛黑，脚趾往上翘起。心电图监视器上的数字变成了每分钟40多下。
“医生开始抢救，我们被推到了门外。”吴亮亮的父亲再一次趴在了监护室的厚玻璃上，门上贴了两个大大的“福”字，却丝毫没有让他感觉安慰。他永远记得玻璃门上的那种冰冷。那种冷，是即将失去儿子的寒入骨髓。
3月10日中午12点10分，吴亮亮抢救无效后死亡，当时的死亡原因是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家属称，直到晚上8点，重症监护室的大门才重新打开，医生宣布了病人的死亡，并将遗体运往太平间。
死亡的降临让家属猝不及防，他们情绪失控，要医院给个说法，并拒绝将遗体送入太平间。
“最终院方报警，强行将遗体送走。”吴晓雅说。
吴亮亮的老母亲几次哭倒在地上，她爬起来说：“亮亮只能用胃管灌食，已经好久没吃饭了。”老太太回家给儿子做了他生前最爱吃的白菜炒肉，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她把菜放在了太平间的门口，跪在地上哭：“亮亮，饿坏了，你吃。”
吴晓雅一直想不明白，厄运为什么会找上吴亮亮，“他踏实憨厚，不抽烟不喝酒，身体一直很健康”。
家属最初认为，医院在对吴亮亮的治疗中存在失误，导致其死亡，“为什么好好一个人送进来才一周就去世了？”
家属向院方索赔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抚养费、赡养费共计107万元。
僵持一周后，双方最终在3月27日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院方在协议中称，患者因发热咳嗽入院，诊断“社区获得性肺炎”无误，虽经抗病毒性治疗，病情仍持续加重。院方通过多种途径积极为患者治疗，无奈患者终因疾病因素，医治无效死亡。患方提出，患者青年，家境贫困，希望予以人道主义补助。医方考虑治疗过程中存在医患沟通不畅、文书书写欠规范等情况，予以一次性补助患方13万人民币。
“我们家40多人，每天在上海的吃住开销都一千多元，实在耗不起。”吴晓雅说，家属最终同意了该方案并签字。
3月28日，吴亮亮在上海一殡仪馆被火化。
家人一直认为是一种厄运裹去了吴亮亮的性命，直到3月31日新闻公布，他们才知道厄运的名字叫H7N9。
吴德茂的手机被打爆了，所有的朋友都让他去看新闻。很少看新闻的吴德茂特地买了一份报纸，那个“3月10日在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去世的27岁H7N9感染者吴某”，不就是吴亮亮吗？
吴晓雅有些不知所措，她多次给医院相关部门打电话核实此事，一直无人接听。直到4月6日上午，医务科的一位负责人才向她证实：吴亮亮是由禽流感引发的重症肺炎去世，之前之所以没有告知家属，“是因为H7N9是一种新型病毒，只能由国家卫生部门确定发布”。
不论家属问“刚开始为何没有隔离治疗”，还是质疑“治疗方法上可能存在问题”，都被医院回答为：“这是一种新病毒，医院开始并不了解”。
“我们家就是卖猪肉的，很少吃猪肉之外的肉，而禽类接触更是少。”吴晓雅说，市场内有个卖禽类的摊位，吴亮亮从来都没去过那边，为何会感染上禽流感？
家人也怀疑过是在医院感染，就在吴亮亮住院的当天，另外一例禽流感患者在同一层楼病房去世。但上海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没有观察到H7N9人际传播的证据。
H7N9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吴德茂的猪肉摊暂时关闭了，频繁到来的媒体已让他无法正常经营。他代理的猪肉品牌公司甚至考虑来拆掉摊位上的牌子——经常有媒体指着摊位说这是吴亮亮工作过的地方，频繁出镜让公司感觉有压力。
而今，他们守在乡下的老屋内，对病毒满怀恐惧。吴亮亮的妈妈要求家人每天配额吃一定量的大蒜，因为她听说这个能杀病毒，她说“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反正多吃不会错”。
除却恐惧，还有浓得化解不开的悲伤。吴晓雅说，因买不起电脑，吴亮亮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手机上网看看笑话，或者下载几首歌和轩轩一起跳“舞”。
吴亮亮走后，小儿子抱着那部手机不放手 “是爸爸的。”吴晓雅狠着心，和儿子抢，孩子就不撒手还哇哇哭。
手机最后和吴亮亮一起葬在那片油菜花田中。手机里有他和儿子跳“舞”的照片。吴晓雅说：“这是你最喜欢的，带走吧。”
H7N9确认
（内容来自媒体，文字良，对读者在自己的创作里表现传染病有一定帮助）
（应家属要求，李成、李峰、韩芳为化名）
上海市郊40公里，金山区山阳镇，高耸的防护林将一座占地500亩的医院与外界完全隔断。
这里是上海市政府“2004年一号工程”，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H7N9病毒被首次检测、分离和确认的地方。
2013年3月10日前后，H7N9——一种不属于所有已知亚型的、全新的甲流病毒，在一个70人的课题团队近半个月的紧张筛查之后，被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初步确认。再经“一丁点误判都不能有”的反复核查之后报送国家疾控中心，H7N9于3月29日被最终确认。
在新的病毒被捕获之时，88岁的李成和27岁的吴亮亮已经成为H7N9最初的牺牲者，两人均病逝于上海闵行第五人民医院。
不明病例是从2月下旬开始出现的，为了应对随之出现的恐慌，上海多家媒体在3月8日刊发卫生局的辟谣稿件称：“近期呼吸道感染患者增加，与季节变化有关”。
疾控系统的“临战状态”实际从2月下旬已经开始。2月26日，在首个不明病例入院的第二天，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卢洪洲就被请到五院会诊最初发现的病例，样本检送和病毒筛查程序随即启动。
“这可能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病毒”，在电话中卢洪洲告诉同事。
捕捉H7N9的30天开始了。
2013年2月19日，农历新年的余韵尚未散去。上海闵行开发区附近的一处老式公寓里，88岁的李成有点咳嗽，痰也不少。
对这个山东老人而言，偶感风寒并不奇怪，况且，55岁的七儿子和69岁的大儿子先后生病住院，家里将近半个月没人。要不是大儿子放心不下，25日晚连夜从医院赶回来探视，没人知道老人发着超过38度的烧。
此时李成已负病一周了，大儿子不敢怠慢，急忙将父亲送到自己和七弟就医的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下简称“五院”）。次日，李成远在济南的三儿子接到大哥紧急电话，赶来上海。
正当李家忙作一团时，几公里外，27岁的江苏盐城人吴亮亮正开始新一年的生意。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来上海不过1个多月，带着挣钱养家的平凡心愿，刚熟悉了景川菜市场的环境。
他和妻子吴晓雅在这儿卖猪肉，冷鲜的，从江苏泰州送来。初来乍到，吴亮亮总是守在摊位上，很少走开，妻子也只是偶尔去旁边摊位买点蔬菜。
尽管相隔十多米就有一对相识的江苏老乡卖活禽，吴晓雅和丈夫却从未光顾，也很久没吃鸡鸭。和他们一样，李成牙齿不好，连肉都不碰了，除了几周前在超市里买过一只叫花鸡，还是给儿子吃的。
和大多数中国寻常百姓一样，吴李两家对禽流感是既熟悉又陌生，电视里听过不少，却又像是远得没边的事儿。但这一次，一种后来才被查明的代号为“H7N9”的陌生流感病毒悄然降临他们身上。
即使是专业人士，此时也没有意识到新“对手”的威胁——按照科学家后来的研究，人体对H7N9病毒缺乏抵抗力，一旦侵入，很容易危及生命。
在生物学中，流感病毒分甲、乙、丙三型；其中甲型流感病毒以H×N×的形式标记（×为数字），H代表病毒的血凝素蛋白（HA），有16种亚型；N则代表病毒的神经氨酸酶蛋白（NA），有9种亚型。不同的组合，形成了135种不同的甲型流感亚型病毒。这些流感病毒一般选择禽类作为自然宿主，只有少数袭击过人类。
因而，李成入院之初，五院的医生在病例上记录：李成除了发热外，还“神志清、口唇红润”、“两肺叩诊呈清音”。
医生们怀疑他们感染了甲型流感，对他们采取了隔离措施，但闵行区疾控中心把能测的甲型流感亚型全都测了一遍，结果均为阴性（即都没有感染）。李成的三儿子称由于病情不明，医院对父亲采用了“全覆盖”式治疗，也就是按疑似病例用不同的药治，一个一个地排除，又一个一个地尝试。
一家三口齐住院的迹象还是让医生们不敢怠慢。2月26日，卢洪洲被请到五院，参与会诊。
作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卢洪洲对甲型流感并不陌生。2009年5月，墨西哥爆发甲型H1N1流感病毒（俗称“猪流感”），他就曾受命随中国包机前往墨西哥，接送滞留墨国的中国游客。
那次波及全球的流感在SARS之后再次促使中国疾控领域提升了应对水平。在卢洪洲临危受命的那个5月，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明确表示，上海各区县疾控中心负责检测流感是否为甲型，其亚型则交由市疾控中心——它们均具备确诊的能力。
但这一次，既有技术和经验却率先遭遇了挑战。卢洪洲参与会诊后，对已知亚型的检测均为阴性，即排除了感染这些病毒的可能。“但是临床表现来看确实是病毒性感染。”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向市里送检样本的程序随之启动。卢洪洲在电话里告诉同事，“这可能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病毒。”
在一片未知中，疾控人员开始了最初的探索。两根塑料杆拭子伸进李氏父子的嘴，同时擦拭他们两侧的咽扁桃体和咽后壁；扔掉塑料棒，拭子头被浸入含有3毫升采样液的试管中，旋紧盖子，咽拭子标本制作完成。
血清标本则来自抽出的5毫升血液。在室温下放30分钟，用离心机以1500到2000rpm的转速离心10分钟，就能用2毫升的无菌螺口塑料管收集血清了。
李氏父子还被要求坐立、深咳，以便收集痰液；其胸腔、皮肤则被穿刺，以取出胸水和肺组织活检标本。
一切就绪后，所有标本被装入低温瓶，颠簸四十多公里，来到位于市郊金山区山阳镇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这是一座占地面积超过500亩的医院，高耸的防护林将外界彻底阻断，一幢幢奶白色西式别墅楼被渐绿的草坪隔开。这家超规格兴建的医院的诞生，得益于2003年SARS阻击战，被列为2004年上海市政府一号工程，是如今上海对抗病毒的堡垒。
院门口的保安清楚，这并非医院最紧张的时刻。4年前H1N1来袭时，这里一度升级保卫境地，两扇大门中的一号门只出不进，靠近隔离区的保安甚至被要求穿上隔离服巡逻。
李氏父子的标本被送入医院科研中心二楼北侧的隔离区。这里有全上海唯一一间经过国家认可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根据应对病毒的危险程度实验室被划分为四级，最高为四级）。
卢洪洲的同事李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实验室全部为负压装置，能够确保空气单向流动。走进实验室内，头顶一个送风口有新风进来，在房间左右两侧墙面离地约20厘米处，则有方形的出风口。依靠这些设备，工作人员有能力对付通过呼吸系统致病的病毒，并“确保绝对无菌”。
一扇隔离门将实验室与公共走廊切割开。李氏父子的标本在这个接近400平米的实验室中被分装。“一份我们检测，一份日后送北京复核，一份则被继续保存。”李峰透露。
筛查被认为是确认病毒的第一步，人类文明的既有经验，让医疗人员已经能够排除感染季节性H1N1和H3N2流感、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SARS或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
这种筛查核对方式被卢洪洲解释为“对照密码本”。上述已知病毒的基因排序早已被人类破解，检测人员只要用一个个“密码本”便能确定样本中是否含有已知病毒。李峰透露，光是“对照”也并不简单，各项检测多达13项。
大约用了三天时间，到3月1日左右，李峰所在的70人团队确认了“（属于李成样本的）病毒是一种甲流，但不是已知的甲流”——经过常用的甲型流感通用引物检测，结果显示阳性，而已有的几种甲流亚型检测都显示阴性。
当病毒在这幢市郊僻静的大楼内初露端倪，李成的病却突然加重了。2月27日，五院调整了用药，还为老人氧疗、平喘、化痰止咳，仍无法阻挡他呼吸的衰竭。
李成被转入住院部14楼的呼吸内科，这里暂时安静，很快就会成为媒体蜂拥而至的焦点。借助呼吸机的强大动力，通过气道口与肺泡间的压力差，氧气被送入老人体内。
在为上海拉响了第一声“警报”后，李成并没有为医护人员们留下太多救治时间。3月4日，老人去世，死亡证明上有“重度肺炎”、“呼吸衰竭”等字样，但病因仍未彻底弄清。
在李成离去的3月4日那一天，吴亮亮恰好也住进了五院14楼；在走廊里，吴晓雅瞥见几个戴着口罩的家属不断进出同一间病房；晚上，消息灵通的病友告诉她，死了两个人。
吴亮亮比李成小了足足一甲子，身子一贯好。3月2日，在发热三天后，他到五院挂急诊，照了肺部CT，医生说，是肺炎。
对这样平常的病人，医生只做了普通处理。可是2天后烧还没去，还开始咳嗽，吴亮亮决定住院，“能好得快一点”。
但事与愿违，咳嗽在加重。5号夜里，吴亮亮咳得没法睡觉，叫妻子凌晨1点多去找值班医生，医生给病人加了点滴。
这个凌晨，所有人都没意识到，刚夺走李成生命的H7N9病毒又一次逼近。
吴亮亮的病情以与李成相似的速度恶化。6日中午，医生突然告诉吴晓雅，她的丈夫病情加重，要转进重症监护室（ICU）。被送进去前，吴亮亮流着泪嘱咐妻子去问母亲借点钱。
这几乎是吴亮亮最后一次与吴晓雅正常交谈，被送入那间四五十平米的ICU后，医生为他戴上了氧气罩，有什么话只好拿纸笔写下来。
在只有仪器“滴答”的重症监护室，吴亮亮在痛苦中与世隔绝，他也无从知晓，一则网络消息正在流传。
3月7日下午，吴亮亮病重次日，微博上有人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初步诊断为流感，有呼吸衰竭症状，希望院方公布真相。”微博得到大量转发，但原文很快被删除，发布者也更改了名称。
五院和上海市卫生局的反应很快。当天傍晚17时20分，五院就辟谣，称李成“因高龄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而医治无效死亡，其七子的死因则是“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上海市卫生局也通过官方微博表示，已排除人禽流感等传染病。
这个与日后结果不符的辟谣成为后来公众质疑的重要依据之一，认为有缓报疫情的嫌疑。五院事后回应说，法定的传染病疫情仅包括H1N1和H5N1等亚型禽流感病毒，并不包括当时尚未被确认的H7N9。
国家卫计委在3月31日通报新型禽流感病例时也解释，这种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3月8日，上海多家媒体刊发了五院和卫生局的辟谣稿，称专家表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患者增加，与季节变化有关。”其中一家报纸的头版是一张春暖花开的照片。
在整个城市陷入微妙的“信息焦虑”时，对H7N9的“侦破”工作当时仍在市郊的那幢大楼内紧张进行。专家们也陷入类似的信息困境，由于这是一种新病毒，几乎没有成熟的资料借鉴。
确认李成样本中的病毒为甲流病毒、又非已知甲流病毒后，李峰所在的应急检测实验室和生物安全部课题组必须自己寻找“密码本”。在电子显微镜等仪器下，病毒将会被解析，它的每一个基因和核苷酸都会被逐一测量和比对。
这并非实验室初次面对类似挑战。还是2009年5月，实验室曾成功分离出两株甲型H1N1标本病毒，并通过序列分析，确认其和国际上已公布的“密码本”高度同源。
现在的挑战更进一步，中国是首个面对H7N9的国家，全球尚没有成熟的先例可参照。
这段疑云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个更具震撼力的新闻将所有人的吸引力吸引过去。
3月5日，李成将死亡接力棒交给吴亮亮次日，黄浦江上游发现大量死猪。有的漂浮在水面，有的躺上了河堤，严重威胁中国经济中心的水源地。
上海开始在江中打捞死猪，数字从最初的几十头发展到几千头；上海和浙江嘉兴方面为死猪的来源发生了多次争论。
相比实验室里不为人知、面目尚模糊的新病毒，直观的死猪引发了市民集中的关注，甚至直到后来H7N9查明，还有人将两者联系到一起。
香港大学教授、禽流感病毒国际权威管轶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两者无关；但人们的猜测并未因专家们的意见而停止。与此同时，全国两会也正召开，吸引着举国目光。
在这番热闹的映衬下，吴亮亮走向死亡的脚步显得悄无声息。
从3月6日晚上起，吴晓雅就在医生要求下多次外出购买医院里没有的“特效药”——“人免疫球蛋白针”和“25%人血白蛋白针”——一针数百的昂贵药物未能阻止病情恶化，从肺片上看，肺部“白掉”的部分越来越多。
吴晓雅每天都要进ICU，医院只发了个绿大褂，鞋套是跟医生要来的，口罩还得自己下楼去买——10块钱1袋，很薄，一次得戴俩。
8日晚上，听见护士与妻子谈话后，吴亮亮在纸上写道：“我病情严重了。外面有什么人？”
他已感受到死亡的召唤。3月9日晚上，丈夫开始发肿，人也没了意识，第二天再看，脸都发黑了。正午刚过，心跳停止。
吴亮亮至死仍不清楚自己的病因，但在他离去的3月10日前后，这个“元凶”被李峰和他的同事们初步捕获了——李成样本里含有的可能是甲型H7N9流感病毒。
“这个病毒能否人际传播成为悬在当时所有人头上的问号。”李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病毒拥有人际传播能力，那后果就将是SARS重演，不啻为一场灾难。
从这个问题出发，根据在李成身上找到的“密码本”，核对李成两个儿子的样本就成为关键，如果他们感染了与父亲相同的病毒，则H7N9很可能有人际传播能力。70人的课题组团队几乎24小时连轴转，险些虚脱者不下三四个。
幸运的是，两人体内并未检出类同的病毒，也就是尚无出现人际间传染的证据。
初步捕获了这个尚不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新病毒，这是实验室意义上的重大进展，按规定应该及时上报国家疾控部门复核。然而，在此后十多天时间里，有关确认病毒的消息并未离开上海传向国家层面，这成为后来人们质疑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又一原因。
南方周末记者对此得到的多数回应是“谨慎”。复旦大学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得到初步结果后，还需要反复核查，“一丁点误判的可能性都不能有”。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则表示，慎之又慎，也算是中国数次应对高致病性流感的经验集成——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引发恐慌之时，当时的卫生部就明确了复核机制。
在李峰和他的同事们看来，初步锁定病毒的身份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还需要反复验证和了解更多。他们需要更多的样本，吴亮亮的死讯也很快传到了实验室，一起抵达的还有他的样本，经过初步测定，发现与李成感染的是同一种病毒。研究人员决定在完成其余检测后，和李成的病例一同上报。
在这个“空当期”内，H7N9病毒一边在上海的实验室里被反复审视，一边继续传播。
从后来发布的病例看，包括上海在内，安徽、江苏等地的多位患者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病的，并和李成、吴亮亮一样，由于实验室结论尚未经国家层面复核后反馈到医院，他们一开始也未能获得正确的救治。韩芳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一份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下称“中大医院”）汇报材料，滁州主妇韩芳大约在3月9日左右到菜场里买过活鸡，后发热至40度，还伴有咳嗽。安徽当地医院只是用阿奇霉素等普通抗生素治疗，3月20日转入中大医院前，韩芳已需要用上呼吸机。
院方最初使用哌拉西林等广谱抗菌药物为她治疗。一位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在了解诊治情况后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这一步属于“诊断性治疗”，也就是根据病情推测病因用药，“发现无效后再用别的药”。3月25日，病情再度恶化，用药方案又随即调整。
“分别用了亚胺培南、头孢哌酮、万古霉素等，实际上是在锁定流感病毒之外，还锁定了一些耐药性特别强的细菌。”前述医生透露，“这个用药是比较重、比较多的，目的是尽量不放过可能性。”
也几乎是在同一天，国家层面的样本检测来了消息，韩芳被确认为H7N9感染者，得以获得对症治疗。
3月22日，在度过谨慎的“空当期”后，上海疾控中心向中国疾控中心送去了标本。李峰透露，国家层面要进行的复核程序相当于“再做一遍试卷”。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后来为全国医生培训时的内部材料，李成、吴亮亮、韩芳的标本均于3月24日前后抵达疾控部门下属的中国流感中心，并随即被确认为“甲型/H7阳性”。
3月29日，科研人员从3个病例里分离到3株病毒，并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确定它们是同一基因类型，并正式写就了新的“密码本”。这也提供了分析依据，让中国疾控方面头一次有机会了解到这位新“对手”的特点。
按照分析，H7N9对烷胺类药物耐药，很可能对禽类“呈低致病性”。
相关分析很快被运用到治疗中去。被确诊为当时唯一一位活着的H7N9感染者后，韩芳立即成为特殊的病人，她被转入全新的最高等级的负压隔离病房——位于医院新病房楼，利用屋里的负气压，使得空气只进不出，以保证绝对安全——3月27日，国家卫生部组织专家组会诊，再次改变了此前刚调整好的用药。
吴亮亮没有得到这样的诊治机会。就在韩芳升格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病人之时，吴晓雅与五院签下补偿协议书。根据这份文书，双方都认同吴亮亮被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无误，死亡缘于疾病因素。
而在补偿的理由中，医方称考虑诊疗过程中存有医患沟通不畅、文书书写欠规范等情况，予以一次性补助3万元；另外通过民政、保险等途径再给10万。
吴亮亮的遗体于3月28日上午火化，当天下午，13万补偿款到齐，陆续抵沪的三十余位家属包了部大巴，返回江苏盐城。
3天后，国家发布了有关H7N9的消息，40天来，这种新病毒第一次走出实验室，向人们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吴晓雅是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丈夫的真正病因，认真看了电视新闻后，她给五院医务科打去电话，质问医院为何不及时转告，并询问是否有补偿。
“医疗费花了五六万，后事也花了不少。”在盐城阜宁县的农村平房里，吴晓雅表示。
4月9日，纵使幸运曾降临，韩芳仍然不治去世，成为H7N9阴影下最新的一位遇难者，中大医院为其垫付了三十余万元治疗费。
医院也头疼。五院迎来的追讨者不止吴家一个。李成的三儿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市、区政府的协调下，他也正与院方谈判。但这位老练的退休干部仍强调，“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H7N9禽流感病毒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热门的话题，占据着每份报纸、每档新闻节目的头条，政府每日更新公布疫情，所有人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不同于十年前，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再小的信息波动也会引发连锁效应。
自H7N9的消息公布后，权威消息与小道消息的较量就从未停过。板蓝根冲剂再度成为“万能神药”，引发质疑甚至调侃；和板蓝根冲剂并称“老三样”的口罩、消毒水也卖到脱销。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将所有奇怪的现象——死鱼、死鸟、死猪——反复与H7N9联系到一起，乐此不疲。
在一篇题为《从SARS到H7N9：中国政府信息及时公开透明之变》的文章中，新华社转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话说，“客观上，当前的H7N9疫情是对中国政府提高透明度成效的一次检验。”
紧接着，新华社又引用国家卫生部门领导的话指出，具体工作中还有不足之处，“部门之间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基层发现、诊断和治疗病人的能力要增强。”
而针对此前流传的“瞒报缓报”疫情的猜测争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持否定的意见。“对一个死亡的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没有放过，而是坚持不懈对标本进行检测，最终发现H7N9这个新病毒。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防控，应不存在疫情瞒报现象。”
“公众质疑为何卫生部门3周后才公布首批病例，但看来这更多地与实验室和流行病学分析难度有关而非故意隐瞒。”4月9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援引《大西洋》月刊评论，并总结说，中国政府显然认真汲取了SARS的教训，“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公开了病例信息。”
从首例患者李成2月19日发病算起，中国疾控系统已度过了紧张而微妙的40天，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运用过去10年来建立的体系“答题”，先后完成了病毒的识别、复核、上报和确认。
然而这还不是结束。随着感染、死亡病例不断增多，更多的考题还等待破解。在管轶教授看来，H7N9暂时还没有人际传播的能力，接下来更关键的环节是阻断传播链、消灭传播源。否则错过控制的“黄金点”，“如果这个病毒真的获得了人传人的能力，这将相当危险”。
而针对性的措施也在各地展开。上海随即展开了大范围扑杀，多个地方陆续关闭了活禽市场；针对H7N9的特效药也在研制中。
回到故事的起点，五院经历了新病毒发布后的短暂喧嚣，已恢复平静。
“要不是4月1日那天凤凰卫视到14楼来架开机器拍，我还不知道最早的病例就是我们这儿的。”一位呼吸内科的年轻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科里人保持着对事态发展的关注，却很少谈到逝去的李成、吴亮亮；她本人并不太担心事态的恶化，“中国经历过SARS，已经有一套很完备的办法应对，我不害怕。”
通报缓慢引争议
（内容来自中国网）
“按照规定，在发现密切接触者3人及以上同时就诊相似疾病时，医院就会考虑他们是否感染传染性疾病，”前述五院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透露，“李姓一家三口来院就诊后，医院也按照标准流程向闵行区疾控中心进行了通报。”
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由于五院不具备所有传染疾病病毒的监测能力，所以病人的血清通过医院采集以后，由上海市或国家的疾控部门开展血清筛查。
上海市卫生局发布的通报则显示，五院先后向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了李某的病例标本，两中心开展了实验室筛查，排除了感染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在进一步的检测中，发现患者可能感染不能分型的甲型流感病毒。后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确认为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
“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相关病例的标本中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通报中称，“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3名患者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从李某发病至通报病例共历经32天，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因此被公众质疑“缓报疫情”。而该委员会在3月31日与通报同时公开的答问中，对质疑进行了针对性的回复，称“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
此答问稿还透露，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3月22日发现患者可能感染H7流感，之后将相关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离到3株H7N9禽流感病毒。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进一步核实，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并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料等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上述患者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
根据上述时间节点，从五院向闵行区疾控中心报告病情并采集样本，经过层层送报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后，再由该中心向国家层面的相关机构送交患者相关标本，此期间共历时24天。在此过程中，上海相关部门并未能确切地检验出李某所感染的病毒具体类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官网介绍，该中心为复旦大学附属三级甲等医院，同时还是全国传染病医师进修教育培训基地、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临床基地，并以感染科见长。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国内针对传染性疾病的法律法规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原卫生部于2006年及2012年下发的两份文件构成。
原卫生部于2012年下发的《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处置指南（2012年版）的通知》中明确，在1周内，同一学校、幼托机构或其他集体单位发生2 例以上流感样病例死亡，经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核实确认后，应当在2小时内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报告，而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收到暴发疫情标本后，要求在24 小时内进行流感病毒亚型鉴定，具备流感病毒分离能力的网络实验室要进一步对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标本进行病毒分离。
传染能力存疑
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区域办事处发言人蓝睿明（Timothy O'Leary）在马尼拉表示，世卫组织“正密切监控情势发展”。
“（H7N9病毒）似乎尚无出现人际间传染的证据，而且病毒的传染看似效率不高，因此对公共卫生的威胁似乎较低。”蓝睿明对媒体表示。
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引用专家观点认为，根据目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结果，未提示该病毒具有较强的人传人能力。
“这是全球首次从人身上分离出这种毒株，根据我们医科院的流感病毒生物特性基因信息分析平台分析，这个毒株在人间的传播力，应该不是很强，”浙江省医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郭潮潭对媒体称，“因为H7N9是首次在人类身上分离出来的毒株，所以暂时还没有疫苗，如果感染了，什么药物能够有效地治疗，也需要研究。”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30%到40%的患者在发病前一周内并无禽类接触史，有的患者多年吃素而依然染病。一些专家提出不能排除H7N9具备有限的人传人能力。另一方面，对患者体内分离出的H7N9病毒与活禽市场的鸡中分离出的H7N9病毒株进行遗传学比较，发现毒株之间的基因序列非常接近，同源性超过99.4%。
浙江患者相关报道
（内容来自中国新闻周刊，文字良，对读者在自己的创作里表现传染病有一定帮助）
浙江首例H7N9病毒患者：一场后知后觉的死亡
直到去世，洪明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病因。他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和肺。2013年3月27日凌晨，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他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去世。
4月1日，洪明的葬礼还没有结束，家里刚请人掐算了日子，打算第二天出殡，家里却来了不速之客。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告诉洪明的妻子邱景，洪明死于H7N9，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随后，在洪家里里外外喷了消毒药水。
邱景茫然得很。这位初中毕业的农家妇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两天后，她在浙江省卫生厅发布的通报中发现了丈夫的案例：“该患者为我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4月6日，在建德老家，邱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她一身黑色呢衣，眼角旁残留着纸巾擦拭眼泪后的碎屑，发红的眼睛中透出忧伤与绝望。
从建德市区向西南方向，沿省道直行，便可以到达洪明一家居住的村庄。这天下午，阳光如同夏日般强烈，隔壁邻居摆开了麻将摊子，老人带着孩子晒太阳逗小狗，唯有洪家门口一片死寂。
这是一幢路边的四层小楼，卷帘门拉下了一些，门边贴了两个簇新的红色符咒，大堂摆了一张方桌，空空如也。
8年前，洪明一家从邻村搬来这里。不过，他们平时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洪明是建德本地农民，初中毕业后打过零工，直到1998年进入浙江大地钢构有限公司后稳定下来。起初，他做焊工和一些杂事。2010年，他随着分公司搬迁到江苏太仓，因为菜烧得好，和妻子邱景开始在职工食堂工作。
洪明略胖，一米七的个头，约有一百五六十斤，在公司外号“胖子”。太仓公司职工有三四十人，洪明买菜做饭，邱景打杂。他们将3岁的小儿子带在身边，13岁的大女儿则留在建德老家读初一，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3月8日一早，洪明骑着自行车，去太仓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买回了两只宰杀好了的鸡，打算添在第二天的食堂伙食里。公司食堂伙食一般，一周也吃不上一次鸡鸭。但洪明更喜欢吃猪肉，对鸡鸭没什么兴趣。
第二天，邱景就做了红烧鸡块，很受欢迎，她的小儿子还吃了3个鸡翅。但洪明没有吃上。前一天，他就随部分员工前往萧山参加总公司的吊机操作培训。在去萧山的车上，司机发现，洪明开始拉肚子。
洪明不常到总公司来，门卫郭军在门口见着他，简单打了个招呼，“跟平常一样，没觉得他身体有什么不好”。郭军说，“胖子”和和气气的，在公司人缘不错，郭军有次去太仓公司，下午三四点才到，胖子还特意热着午饭等着他。
回到太仓时，已是3月11日，洪明还在拉肚子，但夫妻俩都没太上心。“可能吃坏东西了吧。”洪明对妻子说。
他的胃口也差起来，扫一会儿地，就觉得累，两天后，竟然连骑自行车出去买菜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让菜贩送菜过来。
邱景清楚地记得，3月15日，洪明开始发烧，全身冷得直抖。“快去医院看看看吧，”邱景说。
洪明先去了公司附近的卫生所。卫生所没有什么仪器，听到他主诉“没有胃口、拉肚子、发烧”的症状，建议他去大医院做B超，检查肝功能。
第二天，太仓一所中医院的B超结论是，胆囊增厚。洪明还在发烧，医院检查时体温高达40摄氏度。医生要他住院，他不愿意，担心妻子又上班又照顾自己，忙不过来。
但烧一直没有退。和老婆、妹妹商量过后，3月18日，洪明一个人坐了三个多小时车回到妹妹所在的建德，准备住院。第二天晚上，邱景接到他的电话，说医院给自己挂了盐水，烧退了，人舒服多了。
邱景还是不怎么在意。几次看病，都是丈夫自己一个人去的；而丈夫给她的信息是，自己得了胆囊炎，问题不算太大。
直到3月20日这天，邱景再次接到丈夫的电话。洪明告诉她，自己要转到萧山一家人民医院了，她得过来照顾才行，还说了句奇怪的话：“把儿子的学退了。”
邱景很奇怪：为什么？
这时，洪明才告诉她，病可能有些严重，“我吐了两碗血”。
直到洪明吐血，医院才为他拍了胸片，结论定为肺炎。从11日开始拉肚子、15日发烧、19日吐血，洪明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最后是肺。但事后证明，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病因。
3月21日晚上10点多，邱景拉扯着退了学的儿子，在萧山一家人民医院呼吸科见到了丈夫。洪明住在三人病房里的最外一张床，戴上了呼吸机。他神志还清楚，见到娘儿俩，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来，和小儿子用力握了一握。
这天晚上，洪明没怎么睡好。他时不时抬起头，听着心率检测仪发出的嘀嘀声，或者看看自己血氧饱和度的数值。仪器上显示，他的氧饱和度在90上下浮动——正常人的数值应该在90至120之间。
不过，只要洪明拿下口罩说句话，或者吃一口菜，这个数字就会急速下降到七八十左右，他不得不因缺氧立刻重新戴上。因此，洪明很少说话或行动，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夫妻俩仍乐观地认为，能吃能睡，情况不算太糟。
此时，人民医院呼吸科渐渐发现，洪明的病情非同寻常。通常情况下，治疗肺炎的办法是合理使用抗生素，进行抗病原菌治疗；辅以吸氧、排痰、充分休息等。然而，这些办法在洪明身上并不奏效。
“进展太快，治疗效果不好。”该院呼吸科主任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3月20日的入院CT片显示，洪明仅有右部下方一个肺叶发生感染；到3月23日，已两肺全部感染，胸片呈现一大片的白色状，即“白肺”。形成白肺，一般都预示着肺部有9成以上已经被炎症侵袭。
这一天，邱景发现院内医护人员增加了防护措施，洪明也被列为“重症肺炎”，院方开始考虑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病毒，并于第二天报告了萧山区疾控中心。
这一天，洪明被转入单间病房，进行气管插管。结束后，一位医生对邱景说了“残忍的实话”：“这个人没用了！肺里面都是血水！”
邱景哭倒在地。此时，转院已无可能。她跪下来，央求医生想想办法。这天下午，医院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
洪明已经不会说话了。为了不让他乱动，插管时，他的双手被固定在病床两侧，再加上镇定剂的作用，整个人昏迷着。
接下来的两天，院方先后请来两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会诊。除了调整一下呼吸机参数设置，再将病床稍稍抬高一点之外，专家结论与院方一致。
3月25日，胸片的结果似乎稍稍好了些，但另一个坏消息同时传来，洪明已经没什么尿液了——这意味着，他的肾脏开始衰竭。当天下午，他被转入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了一次透析。
萧山区疾控中心也有了初步结论，“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阳性，乙型流感病毒、甲一型流感病毒、甲三型流感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均阴性”，这意味着，这是流感病毒，但它又不是常见的、已知的流感类型。然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毒？仍无从知晓。
每天下午2点到3点，是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3月26日这天，邱景再一次见到了病床上的丈夫。医生让邱景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反复或恶化，没有人可以掌控。但邱景看到的丈夫，脸色没有很差，全身没有浮肿，看上去似乎仍有希望。
然而，这却是邱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丈夫。
3月27日凌晨6点多，住在医院附近宾馆里的邱景就被电话吵醒。医院通知她，从前一天傍晚起，洪明的病情急转直下，直到凌晨，抢救毫无效果。尽管医院没有正式宣布死亡，但事实上，洪明的生命，只靠一台呼吸机维持着。
家人最终决定，将洪明带回建德老家。医院同意了，帮他们找了一辆面包车，一直送到家里，一路上，依靠一个简易呼吸机，洪明还“象征”性地保持着呼吸，一直到家。
停车。抬上床。摘掉呼吸机。人，走了。
头几天，村里人都不敢靠近洪家。按当地习俗，出殡后要摆宴席，洪家摆了十四五桌，只坐满了一半。直到现在，洪家的垃圾还堆在门口，没有人敢来收。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邱景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送记者出门，她只在门边站了一两秒钟，还没有来得及道别，就像是害怕外面炽热的阳光一般，一扭身钻回了家门。
这些天，她始终无法从突然降临的悲剧中走出来，始终想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丈夫唯一做的，不过是去市场买回来两只鸡而已。
江苏患者相关报道
（内容来自中国新闻周刊，文字良，对读者在自己的创作里表现传染病有一定帮助）
1.沭阳
“为什么我老婆没有接触家禽也会得禽流感呢？”几天来，张明在每天仅有的30分钟探视时间内，总会重复问这个问题。
医生的回答也是一贯的：这是世界首次发现的病毒，究竟如何传染上的现在还不好说。
张明紧接着抛出第二个必问的问题：“有好转吗？”
“不能说好转，还是非常危险的。”主治医师说。
“我是问跟进院那天相比，有没有一点好转？”他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用乞求的眼神望着医生。
“现在只要没有恶化就是最大的胜利。”听了医生的回答，他因紧张而瞪大的眼睛稍稍放松了。
这天是4月5日。张明的妻子桑丽转到南京鼓楼医院的第7日。
他还记得一周前刚转到鼓楼医院的那个晚上，急诊室医生看了CT片之后对他说：“如果你妻子现在是七八十岁，我就会建议你把她拉回去了，挣钱不容易，花钱也是白花。”
张明知道医生是好意，可他执拗地说：“白花我也要花。”
桑丽和张明都是江苏省沭阳县农民。46岁的张明在无锡打工，很少回家，47岁的桑丽一直身体不好，常闹些小毛病，不是胃难受，就是腿疼，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儿女。
夫妻俩共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外工作，二女儿上了中专，17岁的小儿子正读中学。两个女儿都在外市，很长一段时间，桑丽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小儿子。
一年前，儿子上了初三，两周才回家一次，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桑丽在家附近的板材加工厂找了份工作。
“一个月如果一天都不休息，能挣到3000块呢！”桑丽打电话时这样告诉丈夫，语气里充满了骄傲。张明在无锡当瓦工，每月也只有3000多块钱，除去吃住，也剩不了多少。
一半是想着可以多些收入，一半也是想让媳妇出来活动活动，张明没有反对。在他的印象里，媳妇除了操持家务，忙活那3亩稻田外，最大的爱好在家里睡觉。“我就想着，让她出去锻炼锻炼未尝不可，何况是在家附近。”张明回忆道。
这一年，桑丽工作得很愉快，每个月两千多元的收入让她感到非常满足，“至少可以为大女儿结婚和儿子升学攒些钱”，她总是这样和丈夫说。因为有三个孩子，这个家日子过得不太富裕，从无锡到沭阳，虽然只有200元的路费，但张明舍不得，很少回家。在外打工二十多年中，他每次都是空手而归，从来没有给妻子和孩子买过任何东西。“老婆嘱咐我别带东西，不要花冤枉钱，所以我就没有带过。”
不过，这并不影响夫妻的感情，每次打电话，妻子都会叮嘱咐他注意安全，别为家里担心。三个孩子也非常听话，从来不给家里惹事。今年过完新年，张明就回了无锡，如果没有意外，他至少要等到五一才会回家。
然而一切都在突然间发生。
3月24日下午5点，张明接到了妻子的电话：“你快回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张明一再询问，才知道，从3月19日起桑丽就觉得牙疼，自己买了银翘片吃，不管用，接下就变成浑身都疼，先在村里的小诊所输了液，刚感到好些了，桑丽就又去上班了，两天后，便突然高烧到39度，镇卫生院给她的诊断结果是：病毒性感冒。
张明一边在电话里责怪妻子应该多休息几天，又担心她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当时已是傍晚，没有回家的长途车了，他嘱咐妻子，坚持不了就先去住院，他会坐第二天最早的班车回家。
3月25日，张明一大早就爬起来，请了假，早上七点就坐上了第一班回家的长途车。不想，一路都不顺利，本应4个小时的路程，却走了6个小时。
他惦记着妻子，但看到没有电话打过来，觉得或许有所好转了，稍稍安了心。头天晚上，他俩约定，在县中心医院见面，他盘算着，妻子应该已经到了。
桑丽却是一大早就觉得不好，高烧不退，浑身无力，只好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去县中心医院。没想到，从家到县中心医院的40公里路刚走到一半，她就浑身冒虚汗，双手抖得连手机都拿不稳，更别说给丈夫打电话了。出租车司机见状连忙停下车，帮桑丽拨通了她弟弟的电话，家人们得到消息，纷纷往县中心医院赶去。
张明得知妻子是打车去医院，立刻知道“糟了”。桑丽平时极为节俭，一人在家时，连菜都舍不得买，要么吃点咸菜，要么拔点自家院里种的韭菜或蒜苗。不到万不得已，她肯定舍不得打车。夫妻俩见面后，桑丽告诉张明：如果当时坐公交车，也许永远都不会到医院。
县中心医院为桑丽拍了CT，发现肺部感染，确诊为肺炎，住院，输液，一连治了四天，不仅烧没有退，还出现了咳嗽，竟然还咳出了血，“真是跟电影里的镜头一模一样”。
和家人商量后，张明把妻子转至医疗条件稍好的县人民医院。再次拍CT片时，医生发现，桑丽的肺部已有80%被病毒感染，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与中心医院基本一致，但是多了一个名词：军团菌感染。这时，桑丽已出现呼吸困难，戴上了呼吸机。
病情还在恶化。经县人民医院联系，3月30日，桑丽转至271公里外的南京鼓楼医院，入院就直接进了ICU。此时，张明已花了两万三千多元的费用，仅在人民医院住院两天就花了两万，“他们都说是用了好药，咱也不懂，好药怎么病就不好呢！”张明痛苦地用手撑着额头，声音嘶哑。
刚住进ICU时，桑丽尚神志清醒，只是咳嗽不止，护士给她戴呼吸机时，她突然喊：“这不是要我命吗？”戴上了呼吸机，就无法说话，她招手示意张明过来，在他手上写了一个“水”字，张刚明白她是想喝水，但医生告诉他，正在输液，先不要喝水。
这是夫妻俩最后一次直接交流。一天之后，桑丽的意识开始模糊，医院也不再允许家属进到ICU的病房里，每天，张明仅有半个小时，可以站在玻璃房外，隔着玻璃，看着妻子躺在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痛苦地呼吸。
张明一直认为妻子得的是肺炎。直到4月2日晚上，一个亲戚打来电话：你家桑丽得的是禽流感，网上都报道出来了。
“怎么可能？”张明冲口而出。
他赶紧跑去问医生，医生点点头。张明这才回想起来，医生曾问他，妻子是否接触或吃过禽类。张明回答说，老婆爱吃素，很少吃鸡鸭肉，家里也没有养家禽，虽然住农村，但邻里没有养鸡鸭的，工厂也没有。
4月2日晚，江苏省卫生厅发布通报称：江苏省确诊4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一例，名叫“桑某，48岁”，仔细对比，全部和桑丽的情况符合。
“网上一公布，村里面就乱了，都怕自己被传染上。”张明的弟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月4日，张明回家安顿，村里人都躲着他走，有的还假装看不见，连招呼都不打。
张明最担心的还是小儿子。儿子至今仍不知道桑丽的病情。家里之前不敢告诉他，担心他得知母亲得病后影响中考，如今又担心同学看了报道后在学校里歧视他。尤其是，桑丽清醒时还特地交待过张明，“照顾好儿子”，张明很怕会愧对妻子。
这是张家的第三个孩子，1996年出生时，因超生被罚了一万元。张家当时也只有三千块钱存款，东拼西凑交了罚款，没想到第二年换了村支书，说之前的罚款不算数，要重新再罚，张明只好又补了5000块，之后的16年中，张明每年都要向村里或镇上交计划生育罚款，少则一两千，多则三四千，16年来一共交了五六万元。
“这些钱要是省下来，现在就派上大用场了。”张明说。
桑丽住院后，已花费了6万多元医药费，一半是找亲友借的。他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4月4日接到的两张住院结算单，共计一万四千元，不过，“医院倒也没有催着交钱”。
他唯一能做的，是每天不断去催问医生“有好转吗”。
医生安慰他，“我们现在做的，一方面是依靠药物把病毒杀死，还要给她一定的营养支持，但肺部病变还要靠她自身修复。药物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自身抵抗力。”
张明又问起了关于希望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希望，很多常规病毒感染，到一定阶段会自愈。”医生回答。
4月7日，张明去探视时，终于听到了好消息，桑丽的病情已有了略微的好转。身高一米七五的张明努力一手扒在玻璃窗上望着里面的妻子，另一手紧紧攥着妻子那部深黄色的手机。
“有后遗症我也不担心，我就是要你活着。”他自言自语道。
2.南京（即后面提及倾家荡产治病的南京患者）
业刚和许珍只进过两次南京城。第一次，是1989年5月，他们刚结婚，进城来买新衣服；未曾想24年后的第二次，竟充满了苦涩。
4月2日一早，业中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彩信照片，内容是南京市江宁区政府总值班室的值班记录，称“江宁区45岁许某被江苏省疾控中心诊断为H7N9禽流感病毒，待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确诊”。
业中脑子一下蒙了，“我们家属都没得到通知，怎么网上就说我妈得禽流感呢？”
这张值班记录的截图不仅公布了他母亲许珍的个人信息，还包括家庭住址，本来打算卖房交医药费的业中旭更加沮丧，“现在谁还会买我家的房啊？”
许珍是江苏第一例被确诊的H7N9禽流感患者，业中的父亲业刚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住院账单，从3月19日发病至今，最高的日治疗费用达1.5万元，少的也有七八千元，半个多月来，业家已花费近10万元，包括向亲友借的6.5万元。4月4日，业刚又交了11000元，“唉，这回是真没钱了！”
自从3月27日转至南京鼓楼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后，每天下午1点15分，业刚会准时坐上地铁，以便一个小时后能赶上医院的探视时间。他家距地铁站步行只需七八分钟，可地铁开通三年来，几乎没有坐过，他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电动车。
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鼓楼医院的ICU有专门的电梯，但业刚突然找不到了，他先爬楼梯，发现ICU的楼梯处上了锁，转身又下了楼，坐上其他电梯，折腾十几分钟，始终没找到。
这个50岁的南京郊区人，个子大约1米7，不善言辞，颧骨很高，脸颊瘦削，长期抽烟，牙已经黑了。尽管急得额头冒出了汗，遇到医护人员，他也不去寻找帮助，只是闷头苍蝇一般乱转。最终，在一名发现他处于困境的护士的帮助下，找到了通往ICU的专用电梯。
南京鼓楼医院的ICU入口处有6名保安把守，探视家属需换上简易的防护服，病房等待的家属不少已戴上了口罩。“为什么把得禽流感的病人也放在ICU，应该把他们单独隔离。”两名家属质问保安。
业刚听到了，倚着栏杆，蹲在墙脚处。
其实，与其他ICU患者可以与家属接触不同，许珍与另两名同为H7N9病毒的患者分别被隔离在相邻的三个玻璃房内，其他患者的病房门口均有姓名，而他们只有编号。
许珍浑身插着各种仪器的管子，眼睛微微睁开，望着窗外。从4月1日起，业刚就被允许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下，在玻璃房外的桌子上，放着许珍的用药详单，业刚熟悉地从一堆清单中挑出一张小纸条，是妻子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又是一万。”他喃喃地说。
“今天情况如何？”他抓住主治医生。
“不是太理想，肾功能有恶化的趋势，肝功能也不太好。”
“那体温总该正常了吧。”业刚语气焦急，却面无表情。
“现在有各种仪器的干扰，体温正常也不能反映什么。”
“那我家真的是没钱了怎么办？”他终于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医生的回答让他松了口气：“有钱就交，没钱的话医院也不会催你的，现在还是以治疗为主，肯定不会因为费用影响治疗。”
走出ICU，业刚在医院大门口掏出了一根烟，对他来说，南京城非常陌生。他抬头望着周围的高楼大厦，原本就很高的颧骨更显突出。
他与妻子上一次进城还是1989年5月，那时他们刚刚结婚，业刚陪许珍到位于鼓楼医院附近的新街口百货买新衣服，“那次她花了我几十块钱”，业刚回忆着，突然笑了。
24年前，业刚经人介绍与许珍结婚，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同在江宁丝织厂工作，业刚负责机械维修，许珍是一线工人。1990年代，丝织企业效益可观，两人一个月工资加一起有一千多元，除日常开支外，还能补贴孝敬双方的父母。
1998年后，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许珍跳槽到私人丝织厂。2002年，业刚下岗，开始在农贸市场做宰杀生禽的生意，没多久，许珍也辞职，两口子共同支撑一个摊位。
生禽宰杀工作，纯靠一只一只地宰杀，赚一点辛苦钱，所收取的加工费也不高，若是在本市场买的生禽，宰杀价是一元一只，顾客自带则每只收费两元，对待饭店一类大客户，每只仅收五毛钱。
不过，其中也存在点技术性，比如，拔毛的水温就非常讲究，太凉了拔不下来，太热了，会烫了鸡皮，破坏了味道。
为了把生意做大，业刚将这个摊位交给许珍，自己又去6公里外的另一个农贸市场租下一个摊位。尽管如此，两人每月一共只能赚两千多元。
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生意不好，1000多平方米的市场仅有两家卖生禽的摊位，每个摊位一年租金四五千元。因为亏本，有一家两年前就关了张。
每天早上6点，许珍就骑上电动车从家出发，到市场后着手生火、烧水，中午就在摊位上做些简单的饭菜。许珍在市场人缘极好，不少摊主来蹭饭，还有摊主将自己的孙女交由她照顾。
3月19日，许珍开始感到头晕，并不断咳嗽，吃完饭就会吐。两天后，她觉得有些撑不住，就到农贸市场附近的江宁医院去看病。X线检查结果显示：两肺纹理增多，右中下肺野见片状高密度影。边界模糊。诊断建议：考虑右肺中叶炎症，必要时复查。
医生告诉许珍她得了肺炎，但医院没有床位，无法住院，让她先输液吃药治疗。可是，一连输了几天液后，仍不见好转。
业中有些着急，上网去查，看到有人说，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可能转为肺结核，便连忙劝说母亲去住院。3月23日晚，许珍终于同意住进江宁区中医院，没想到，住院仅两个小时后，便出现呼吸困难，体温直线上升至摄氏40度，病房的床还没躺热，就转进了ICU。医生的诊断依然是肺炎。
最痛苦的是呼吸困难。仰卧无法呼吸，许诊最后只好俯卧在床上，为减轻肺部的压力，要将下巴放在一个专用的托架上，但七八个小时后，许珍的下巴全被磨破了，黄色的液体不断流出来。
不过，当时业刚已经顾不上计较这些了。3月24日晚10点，许珍呼吸出现衰竭，通过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效果仍不佳，脸和手都变成了红紫色。3天后，在中医院协调下，南京鼓楼医院专家前来会诊，专家面色沉重地告诉他们：患者需要转院，但转院过程有风险。
“到底转不转？”业刚犯起了嘀咕。与父亲的性格不同，儿子业中的性格更像母亲，脾气直，做事雷厉风行。“必须转，有风险也要转。”他态度坚决。
可当把呼吸机摘掉换上救护车上的氧气面罩时，许珍顿时浑身抽搐，转院计划不得不取消。“我们汗都吓出来了。”
一个小时后，许珍的情况稍有好转，转院计划再次启动，从江宁区中医院到南京鼓楼医院共16公里，开车仅需20多分钟，业刚坐在许珍身边，一直紧紧拉着妻子的手，一动也不敢动。“那20分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医院告诉业家，至少需要10万元，但业刚手上只有5万，业家因此萌生了卖房的想法。
一天之后，医生告诉业刚，对许珍抽了血，但样本要送到北京检测。“还要送到北京？”业刚突然感到不妙。
4月2日晚，江苏省卫生厅正式对外发布了省内有4例人患H7N9禽流感病例的消息。
4月4日，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里，唯一的活鸡摊位已经停业，市场里极为冷清。一位卖鱼的摊主说，自从媒体报道后，就没了生意，原来一天能卖八九百块钱的鱼，现在只能就卖百十块钱。这位摊主回忆，3月底，江宁区防疫站曾来市场消毒，4月2日，有医生来为每位摊主抽血。
“其实没什么事，都怪媒体，报道后我们就没有生意做了。”这位摊主抱怨道。
这天晚上，业刚与儿子还在为住院费发愁。业家原来有一套职工宿舍，十年前，业刚卖掉旧房，花30多万买了这套9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房间似乎从来没有装修过，地面仍是水泥的，天花板已经爆了皮，客厅里连一张沙发都没有，只摆了四个凳子和一张饭桌。
业刚坐在饭桌旁抽着7块钱一包的南京烟，第一根还没有完全抽完，就点上了另一根，业中手中的烟也没有停过，父子俩就这样一声不吭，默默对坐着。
业刚从电视里得知，专家从鸽子身上检测出了H7N9病毒，他突然眼睛一亮，“你妈前段时间杀过鸽子。”
“她没杀过。”儿子质疑道。
“他杀过的，没错。”
争论没有结果，父子俩重新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一进ICU，业刚就提醒医生：“电视上说，专家公布了新的治疗方案。”
医生安慰他，“对于治疗方案您不必担心，会针对不同的病人进行不同的调整。”
业刚不知该如何接话，默默地退回到玻璃房旁。他已将手机屏保换成了妻子的照片，是在摊位前拍的，照片中的许珍瓜子脸，有些微胖，眼睛大而有神，围着围裙，脸上挂满了微笑。
探视时间快结束了，业刚隔着玻璃说：“你要配合医生治疗，等病好了，老公带你回家。”
“她能听到吗？”
业刚指着走廊里的电子屏上的实时心率图说，“你看，她的心率突然变高了，肯定是听到了。”
为治病倾家荡产
（内容来自新华网）
安徽
4月2日，安徽滁州一H7N9确诊患者韩某在南京中大医院ICU病房治疗，其丈夫称，目前妻子的病情仍很危重，北京派去的专家已提供治疗方案。据了解，患者发病前5天曾去菜市场买活鸡回家烹煮。
患者韩某，女，35岁，居住在安徽滁州市南谯区某公寓4层。其丈夫张某称，妻子患有抑郁症，没有上班，平时就带十岁的女儿读书。
今年3月14日，韩某高烧39℃，次日在社区诊所就诊，服用阿奇霉素等消炎、抗病毒药物，症状没有缓解。随后她又去另一家诊所就诊，但症状未缓解，并且高烧达40℃。
3月19日，韩某在丈夫陪同下前往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由于病情较重，次日又转入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诊断为肺炎。20日下午，患者转至南京中大医院。
南京中大医院入院诊断为：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病毒性心肌炎、肝功能不全；抑郁症。
据了解，韩某发病前2周未去过外地。生病前2周女儿曾患过感冒有发烧症状，数日即痊愈，除此之外，韩某未接触过其他发热病人。
韩某所住小区附近有一菜市场，韩某生病前后均到过该菜场买菜。3月9日，韩某和丈夫去菜场买了一只活鸡，先让鸡贩宰杀，然后韩某到家将整鸡剁成块煲成鸡汤，让全家人食用。
其丈夫张某说，家人几乎每天都会到该菜场买菜。妻子发病后，家人都做了采血化验，未检出病毒。
昨日（2013年4月2日），滁州市疾控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称，他们是一周前接到南京疾控中心的通知，才获知本地出现H7N9确诊病例。
据了解，南京中大医院接到韩某后，将呼吸道标本送至江苏省疾控中心，再送到中国疾控中心检测。最终在北京检测出禽流感病毒H7亚型核酸阳性。
据工作人员称，随后国家疾控中心又正式确认其H7N9病毒阳性。
滁州出现H7N9病例后，该市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应急处置小组。要求各医疗单位重点监测重症肺炎，并要求实行零报告制度。
昨日，在滁州韩某居住的小区，这里没有异常，路人也基本没有戴口罩。小区的西边走路3分钟就有一农贸市场，这就是韩某经常买菜的地方。当日中午，这里仍人头攒动，生意照旧。
据韩某的丈夫说，妻子确诊后，南京疾控中心已对他和家人都做了采样，都没有疑似症状。
他和家人如今都活动自如，没有进行隔离。他们十岁的女儿仍在学校读书。在妻子患病期间，家人仍去菜场买菜，“每天总是要做饭的”。
韩某的丈夫说，他在一家工厂打工，虽然他和妻子都是城市户口，但是妻子不上班，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如今看病已拿不出钱了，这次是因禽流感生病的，他希望国家能报销医药费。
南京
南京确认的第一例患者是一名45岁的女性许某。她住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一个小区，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农贸市场，售卖禽类，8年前，许某在这个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开始从事活禽宰杀的工作。
许某丈夫称，早在3月19日，许某已经察觉到了不适，她对儿子业海（化名）说，感觉浑身酸痛，不太舒服。
3月20日这天，业海下班回家之后，发现母亲出现了一些感冒症状，有些咳嗽、发烧，他和母亲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带她到家附近的一所医院进行治疗。
21日，诊断过后，当地医院告诉许某，她得了肺炎。一份拍摄于当天中午的“X线检查报告单”显示，许某两肺纹理增多，右下肺有片状高度密影，其中诊断与建议一栏写着：考虑右肺中叶炎症，必要时复查或进一步检查。
业海说，当时医院称“没有床铺”，建议许某到社区医院输液进行治疗。他没有料到，母亲在持续两天的输液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
3月23日晚上8点多，业海再度带着母亲前往曾经诊治过的医院输液，过程中，许某突然称胸闷，随后体温升到41℃，立即被转到ICU（重症监护室）治疗。
第二天晚上10点，业海接到医院电话，称母亲情况严重，正在抢救。
3月27日，由于许某病情加重，业海将母亲转至南京市某医院ICU治疗。4月2日，医院通报称，许某病情危重，正在全力抢救。
这一天下午，江苏省卫生厅组织专家，依据许某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许某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她也是江苏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业家人称，虽然从事活禽宰杀，但许某平日里身体状况很好，从没想到许某会感染禽流感。
业家的一位亲属介绍，许某和丈夫此前都是江宁区丝织厂的工人，两人下岗后，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从事活禽宰杀的工作。
业家称，许某在ICU接受治疗的费用是每天将近一万元，目前他们已经陆续花费了10万，其中一部分还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原本打算卖掉家里的二手房付医药费的业家，昨天突然发现，家庭住址被人公布在微博。“现在谁还来买？肯定卖不掉了。”业海有些愤怒。他说要追究公布这些信息的网友的责任。
目前，业家还在为医药费发愁，他们希望能有人提供帮助，也希望医院能够尽力救治。
许某所工作的农贸市场的管理员王吉光说，有关部门已对市场消毒，跟许某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抽血化验，“检测结果都是好的。”
隔离问题
（内容来自新京报）
昨日（2013年4月3日）中午，记者赶到吴某生前所在的闵行区景川菜市场探访。吴是被上海确诊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之一。
景川市场是一家很小的社区菜市场，下午时分，少有人逛菜市场。吴某的老丈人吴德茂所在的猪肉贩卖点当时已人去摊空。附近商贩说，他中午刚收摊回家。
吴德茂摊点附近的豆腐店商贩介绍，27岁的吴某，是在春节期间由江苏阜宁来到景川菜市场，那阵子生意特别红火，他临时来帮老丈人守摊卖猪肉。“小伙子蛮内向，人也老实”。
她回忆，最后一次见到吴某是在2月中旬，那是早上他正买早饭，“健健康康的，不像生病的样子”。
此前，吴某的夫人吴晓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丈夫2月底出现感冒发烧症状，先到小诊所求医，但病情反复，3月3日到上海第五医院求医，诊断为普通肺炎，于次日入住呼吸道科，每天打吊针。3月6日，院方发出病危通知，3月10日死亡。
吴晓雅称，3月6日院方发出病危通知后，医生亲口告诉她丈夫的病“有传染性”，但医院无隔离防护。当丈夫被送到重症监护室隔离时，同病房还有三四名老年病人。多天以后，院方才以“人道补助”为由，支付其家庭13万元人民币。
据市场商贩介绍，吴德茂一家在景川菜市场卖猪肉已有3年左右的时间。吴德茂的女儿也曾经在这里帮忙，但嫁给吴某后，就回了老家。
记者在菜市场内看到，吴某生前曾帮忙看守的摊点，销售某品牌的猪肉。
景川菜市场的管理方、上海闵行区副食品有限公司浦江合作菜场经理王志顺说，该市场内所有的生鲜猪肉都是品牌肉，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可的指定批发渠道进货。
假如商户贩卖来源不明的猪肉怎么办？王志顺说：“不可能有来源不明的猪肉。”送来的猪肉必须“一猪一证”，如果商户贩卖没有检验检疫证的猪，“我们不罚款，没有权限，而是请他直接‘滚蛋’”。
吴德茂的哥哥吴德森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其“三年前就成为该公司的加盟代理商，一直没有问题”。
上海发现感染H7N9病毒的另一个病人，是87岁的李某，曾和吴某同住在上海第五医院的同一层病房，但中间隔了几个房间。
昨日下午，记者前往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探访。在该院的11号楼综合行政楼，记者发现，仅该院院办、党办所在的办公楼层4楼的大门被锁上，进门须有钥匙或经传唤。
记者拨打院办公布的3个办公电话，被告知：“负责人不在，不知道何时回”、“我是新人”、“不知道负责人电话”。
一名不愿具名的人员告诉记者，他第一次知道李某这个病例是在2月底，“一家三口病得很特别，病得很重”，当时医院内部开会通告，因为出现特殊死亡病例，“要求医护人员不仅要在入病房时必须戴口罩，而且出病房也不能摘掉它”。
他表示，就他所知，李某在入院后并未进行完全隔离，“在没得知他具体的病因前，不适合进行完全隔离。当时我们排除了H1N1、H5N1，但谁也不知道是H7N9病毒引起，医院没有相关的检测设备，上海也没几家有”。
昨晚，据上海五院内部人士告知，目前，李某等相关病历已被院方封存，内部人员也不能查看这些病历。
中医跳梁
（内容来自官方文件）
2013年4月3日晚，江苏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江苏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其中对高危人群提供了3个预防中医药方子：玉屏风散颗粒、板蓝根冲剂和黄芪口服液。甘肃卫生厅更称按摩迎香穴可预防H7N9禽流感。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板蓝根屡次在流感疫情当中被当做预防药物使用。早在10年前非典肆虐时，就曾出现过市民抢购、囤积板蓝根，导致板蓝根脱销的情况，可最终也并无证据证实其防治效果。民间中西医争论再度升温，网络多处出现骂战，频繁出现不讲逻辑的胡乱立论。
4月5日，北京、南京等多地板蓝根断货，南京廉价口罩脱销。
附：针对江苏省卫生厅称口服板蓝根等中药可以预防H7N9，国家级名中医、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陈意教授说：“板蓝根是一个传统的抗病毒的药方，对流感确实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我们临床上从来不会用它来预防流感，我也没看到过哪本中医书上有记载板蓝根可以用来预防流感的。即使有，也不可能起很大作用。”
陈教授还说，中医认为，板蓝根性苦，微寒，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咽的功效，主治温毒所致的疾病，如流感、上呼吸道炎症等，但中医又将感冒分为风热感冒、风寒感冒以及暑湿感冒。由于板蓝根是一味苦药，所以，它只对风热感冒起作用。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因此，让大家都来喝板蓝根是不科学的，喝板蓝根预防流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发热门诊主任刘进教授也说：“我不否认板蓝根在治疗感冒时有一定作用，但让健康的人吃板蓝根预防流感，我不推荐，也没听说过。”
陈教授和刘教授都说，预防流感的关键还是加强锻炼抵抗力，而不是依赖药物。即使出现流感的症状，他们也从来不用板蓝根。陈教授会针对自己的症状，吃些中药，刘教授更倾向于用达菲。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教授称中医药在防治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方面，可能起到提高免疫力的作用，但自己不主张大剂量长时间服用中药。
对于板蓝根能否防止H7N9，同仁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板蓝根主要是预防病毒性感冒，相对比较安全，可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不过幼儿或年老体虚者还是要慎用，因为板蓝根药性苦寒，如果长期服用，可能会使人体正气受损，导致免疫力下降，反增加得病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尚不清楚有任何药物可以预防H7N9病毒，还没有比较有效的预防办法。“现在大量推荐服用板蓝根(以预防H7N9禽流感)，我们并不是很附和。”钟南山说，板蓝根用多了也有毒性，一个是对造血系统，一个是对胃肠系统。他表示，什么药拼命喝对于疾病预防并非都是必要的，对孩子而言更是如此。
附：4月，江苏如皋一运输鸡鸭的中年男子因咳嗽、咳痰与发烧症状先在上海一个体诊所就诊，后转至普陀某医院，抢救无效在4月3日早上死亡。根据检测结果，将组织专家进行病例诊断，以确认是否感染H7N9，经初步调查，该病例密切接触者共有8人，截至目前未发现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高速致死
浙江省卫生厅通报：我省湖州市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死亡。
患者张某，男，64岁，湖州人，农民。4月4日，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省、市专家组进行了全力救治， 4月4日晚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截至目前，该患者的密切接触者55人均未发现临床异常表现。
至此，浙江感染H7N9禽流感3例患者中，已死亡两例。杭州患者杨先生，在浙大一院接受抢救，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昨日，记者采访了参与诊治湖州张先生的专家，浙大一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方强，说起这位患者的离世，他连说，“太迟了，太迟了！病毒用的是闪电战！”
从省疾控中心确认张先生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到张先生去世，不到24小时。
患者张先生，男，64岁，湖州市吴兴区人，农民。这个年纪，本已可颐养天年，他为帮补家用，有时还做点零工。家人回忆，在发病之前，他接触过鸡鸭活禽。
张先生发热，不停咳嗽，家人送他看病，没有住院。
张先生在家中感到呼吸困难，叫了急救车去湖州市某医院。据接诊医生回忆，病人当时带着皮球（氧气包）来的，确诊肺炎，情况很不好，当天住院。住院后，很快转变成重症肺炎，张先生有慢性乙肝，被转入该院重症监护室。那时，胸片显示，一边的肺部有明显炎症。
张先生的情况，让医生很棘手：一般的肺炎用药，包括抗生素等，对张先生几乎没有作用。仅仅2天之隔，张先生的胸片显示，已经变成了“白肺”。
那时，对不明原因的肺炎，浙江省加紧排查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取样，送杭州。
浙江省卫生厅派出治疗专家组成员，赶赴湖州。
当晚22时，浙江省疾控中心出具报告，患者标本的检测结果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那时，张先生已经只能靠呼吸机维持，肺部已失去功能，血压无法维持正常水平。医生说，这说明，患者的脏器循环系统已经失去平衡。
省卫生厅专家组，又一次派出专家赴湖州，依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该病例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专家到达现场，看过病人的情况，摇头连说“太迟了，太迟了。”
当天晚上，张先生因呼吸衰竭，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最终没能成功。
那时，距离张先生确诊，还不到24小时。
记者采访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张姓副主任。他告诉记者，这位患者是当地拆迁户，平常只跟老伴两人住在过渡房里，接触的人比较简单。疾控中心很快就确定了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55人。截至目前，该病例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临床异常表现。
4月6日，空军大校戴旭在微博上称:国家不要上当，应当从容应对；禽流感和非典一样，都是美国使用的生物和心理武器。禽流感死不了几个人，连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这条微博发布于晚间，随即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反弹。可能是认为言论不妥，戴旭随后将这条微博删除，在接近凌晨时重新发布并置顶。重新发布的微博少了最后一句，即“死不了几个，连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
屠杀禽鸟
（内容来自官方报道）
2013年4月4日，上海松江关闭松江区沪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活禽交易区，扑杀交易区内所有禽鸟。对扑杀的禽鸟、禽鸟类排泄物、被污染饲料、垫料以及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市场环境以及与禽鸟接触过的物品、变通工具、相关用具进行彻底消毒。同时，对采样的鸽子来源进行跟踪调查。同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从上海市送检的松江区沪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鸽子样品中检测到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表明，该毒株为低致病力禽流感病毒，与H7N9禽流感病毒人分离株高度同源。
4月6日下午，南京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暂停活禽批发市场活禽交易。一天之隔，当地政府在7日晚间紧急宣布：从8日起，暂时停止活禽交易、暂时关闭所有活禽交易市场。
鸡类首当其冲，已难免其被宰杀之运。4月8日上午，在紫金山交易市场大门口，张贴着闭门休市的告示。这里以往是南京最大、年交易量70万只的活禽交易市场。如今，内场空空荡荡，悄无声息，只剩下成百上千个空铁笼。十来个工作人员戴着蓝色口罩、护袖，正把铁笼上成百只拔光毛的死鸡一只只放进麻袋中。铁笼边，已堆积了诸多麻袋。
“这是最后一批鸡，马上就封装、封存。”市场工作人员一边说，一边请外来者离开现场。“这里不允许入内”，工作人员说。
交易市场外围，还散落着大量空鸡笼、运输车，一地鸡毛。还有不少家卖鸡的店面，都拉起了卷帘门，无人营业。开门的只有农资、农药、种子店。
“往常正常交易的时候，车来车往，天天堵车，这两天，倒是觉得很清净很多。”附近一家咏梅种业的老板许丽说，卖鸡的老板们这两天都放假去了，店都没开门。
鸽子也难逃厄运。一些农贸市场已经下令让经营户进行扑杀。在南京闹市区的三七八巷菜场，贩鸽商户鱼堂英两眼充血，正一边搬鸽子笼，一边归拾鸽子蛋。“昨天市场通知要杀，我从昨天下午1点开始杀，一直杀到晚上七点半，损失2000多块钱，烦得一夜都没睡好觉。”鱼堂英说，“我这损失还算少的，你看隔壁那两家杀鸡的，加起来杀了80多只鸡，老母鸡、三黄鸡、杂交鸡全都杀了，损失要大几千。”
隔壁售鸡的商户摊位只剩下空笼，老板干脆回家放假了。
鱼堂英在三七八巷菜场做了十几年卖鸽生意，过去也碰到过禽流感，但市场下令让她把鸽子全部宰杀掉的经历，还是第一次。“不知道政府会不会给我们一点补偿，本来生意就不好做，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块钱，这一杀，损失了三个月收入……”
就连宠物市场的小鸟也被关禁闭。早上的南京夫子庙花鸟鱼场市场本该人来人往，如今却冷冷清清。
还没踏进宠物市场大门，门卫大爷拦住就问“买什么”，并明确提醒来客“今天无鸟可卖，过段时间再来”。“这段时间禽流感，搞不好小鸟都要被宰了”，大爷说。
花鸟市场中有十多家卖鸟哥、画眉、鹦鹉、虎皮等宠物鸟的商户，大门紧锁，不见老板，不见来客。
南京景点音乐台的鸽子曾是中山陵景区的一道风景线，目前景区的500多只鸽子被圈养了。
只有红山动物园未停止飞禽展出，这里的飞禽有60多种、1000余只，是江苏省禽流感疫情的观测点之一。
记者注意到，南京市区的一些叫花鸡、北京烤鸭、烧鸡公等品牌连锁店也顺道关门大吉。南京市民倒是很“淡定”，在肉食选择上显得多元化：农贸市场水产、猪肉、牛肉摊点前人流不绝。
2013年4月，受H7N9禽流感影响，关广东肇庆一肉鸽基地乳鸽滞销，为了减少支出，不得已只能掩埋了12万只乳鸽，短短十来天，他们已损失200多万元。
“对不起，我们真养不起你们了，去天堂吧，那里有食物……”前天上午，高要养鸽大户李玉珍燃了一串鞭炮，朝刚填上黄土的大坑拜了又拜，泣不成声。在她脚下，有半根鸽羽露出黄土，无助地晃动着。
这是肇庆贝来得肉鸽基地，位于高要市回龙镇郊区，仅种鸽就有12万对。一个月前，李玉珍和她百多名工友，还忙着将一篓篓乳鸽装上大货车，运往全省各大经销点。多年来，养鸽是他们的骄傲。
而就在近十几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浙江等地发生H7N9禽流感，人们开始对禽畜退避三舍。
前日下午，拖拉机又拉来一车编织袋。李玉珍和工友将袋扔下新挖的大坑。坑里的袋子仍骚动着，偶尔传出“咕咕”的叫声。突然，其中一只袋子的口松了，一只活鸽正挣扎着往坑上爬，就被挖土机扬下的黄泥瞬间掩没。望着这一切，李玉珍忍不住又哭了。
“我们实在喂不起饲料了。”饲养员谭瑞磷铁青着脸，紧咬着嘴唇。他说，基地每天都有近万只乳鸽孵化出来，从禽流感事件发生后，至今已滞留20多万只，加上10多万对种鸽，仅每天喂的饲料就达20吨，费用8万多元。
“费用每天在增加，鸽子一只也卖不出去，本想杀掉后拿去冷冻，可对方仓库都不敢接收，迫不得已只能掩埋，减少支出。这几天共计埋掉12万只乳鸽，并开始宰杀一些种鸽。”行政部经理王小雪泪流满脸。
“谁来救救我！谁来帮帮我们！”对着记者，肉鸽基地负责人周秀文不停重复这样的话。短短十来天，他们已损失200多万元。
南京市城管局发出了“最后通牒”：4月9日24点前，南京市区范围内（涉农除外）居民须自行处理饲养的家禽家畜（鸡、鸭、鹅、食用鸽、兔、羊），不少居民都非常配合。现代快报记者从多个社区了解到，有的居民“挥泪斩鸡”，还有的居民为了给鸡留条活路，不惜“百里送鸡”。
“这两只母鸡我养了大半年了，家里老人小孩吃蛋全靠它了。”三步两桥社区的朱师傅在自家庭院养了两只老母鸡，白天就散养在院子里，晚上关进铁笼。“我们家的鸡是正宗草鸡，每天喂的是米饭、青菜，很健康，几乎每天都下蛋，蛋黄个头大颜色黄，是我家的大功臣。”要宰杀这两只母鸡，朱师傅实在有些舍不得，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由城管执法队员上门杀鸡。
中午，现代快报记者跟着宁海路街道两名城管执法队员，戴着口罩、手套以及宰杀消毒工具，来到朱师傅家中。队员蔡发华为了杀鸡，事先在农贸市场宰杀处学习了半天，这两天他已经连续杀鸡30多只，掌握了宰杀技巧。在朱师傅家鸡笼前，他熟练地抓鸡、拔毛、宰杀、放血……在相隔不远的古林社区，市民杨奶奶也不忍杀鸡，请城管队员上门帮忙。
对于杀死后的鸡是否能食用，居民有些疑惑。专家表示，“禽流感病毒的抵抗力非常弱，高温可以杀死病毒，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熟透的禽肉是安全的。”居民听说后，大多表示自己会留着吃，而不愿意吃的，由城管队员带回街道卫生消杀站统一处理。不过，宁海路街道城管执法中队指导员孙顺丽建议大家，加工和保存禽类食品时，应注意生熟分开，接触禽类后应立即洗手，绝不吃病死家禽。
五老村街道淮海路社区也有“养鸡大户”。家住小松涛巷的吴伯伯，不久前刚请人从外地带来10只“珍珠鸡”。
“小东西很听话的。”吴伯伯说，给它们一些吃的，它们就像孩子一样粘人。考虑到禽流感问题，他配合社区工作，表示一定会处理。
家住淮海新村的张奶奶家也养了4只鸡。以前就有人投诉过她，公鸡打鸣扰民，她承诺把鸡养在客厅才平息风波。“张奶奶老伴去世多年了。”社区主任周蓉介绍，张奶奶养鸡不完全是为了下蛋，而是跟别人养狗一样，纯属爱好、打发寂寞。
当下，禽流感还在蔓延，张奶奶意识到家里这4只鸡肯定“在劫难逃”了。为了给它们一条活路，前天老人就拎着4只鸡，走亲戚去了。
据记者了解，她的侄子住在六合区横梁镇乡下，她把鸡送到侄子那了。从新街口乘车过去有50多公里，不过老人说，为了给鸡留下活路，“百里送鸡”很值得。
最近，养鸽人李师傅每天都会爬上天台，围着鸽笼忙个不停，每天进出鸽笼五六次。他说，自己和心爱的鸽子都在经历一场考验。
“不得放飞信鸽，保持鸽笼卫生，时刻观察信鸽健康状况。”自从前天接到南京市信鸽协会发来的短信，李师傅更加勤快了，打扫鸽粪，消毒鸽笼，一天一次。“每只信鸽都价值不菲，谁也不想它们生病。”为了将自己家鸽子感染H7N9病毒的隐患降到最低，李师傅还请来专业兽医，每天给鸽笼里的鸽子做体检。此外，他还按医嘱，买来大蒜头，一瓣瓣剥开，并用小刀切碎，泡水，喂给鸽子喝，起到杀菌和预防病毒的作用。
据悉，南京市信鸽协会已向所有会员单位及具有饲养信鸽资格的养鸽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自4月7日起，全市暂停一切信鸽活动，不得放飞任何信鸽，所有信鸽一律采取封闭式关棚饲养管理。如遇到病鸽立即通报。此外，南京市信鸽协会工作人员也表示，信鸽与肉鸽饲养环境、流通途径不同，广大信鸽会员及居民不必恐慌。
清远鸡是中国名鸡之一，号称一楔、二细、三麻身。2010年，清远鸡正式成为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保护范围为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清新县、佛冈县、英德市。清远市政府计划，到“十二五”末，要实现清远鸡年出栏量达到5000万只以上。在H7N9禽流感的阴影笼罩下，清远鸡的生产销售情况如何？近日，新快报记者赴清远调查了清远鸡生产情况，其惨况让人唏嘘。据新快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仅清远清新县，每周被处理的鸡苗数量逾百万只，按一羽鸡苗的成本价为2元计算，周损失最少200万元。
清城区及清新县里的孵化场，大都隔天出一次鸡苗，一次出苗量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而大型的孵化场，如天农食品公司，则是每天都出鸡苗，一次出苗量有15万-16万只。清远市麻鸡协会会长、清远市三源清远鸡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灿红估计，仅清城区和清新县，年孵化鸡苗就高达3500万羽。2013年4月，因受H7N9禽流感的影响，清远太和镇曹永坚的孵化场从隔天出10万羽鸡苗变成5万羽。一颗种蛋的成本是1.2元，如果种蛋在10天之内不放进孵化箱，就只能当成普通鸡蛋处理，或者直接废掉。每天，都有大量的鸡苗被当成饲料，送往猪场、蛇场或者鱼塘。实在消化不了的，则生生扔入水塘。4月16日，为了降低损失，有3万只鸡苗只能做烫死处理。在烫死鸡苗前，工人们用温度计测水温，然后把鸡苗倒入沸水中。鸡苗在沸水中挣扎，被烫死后还被捞出、装箱放入冰库冷藏。除了烫死处理的部分，还有一些鸡苗被挑选出来贱价出售，上市前要接受重组禽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注射。
4月中旬，龙海紫泥镇新洋村一家种鸭厂每天扔掉一万多只刚孵化的小鸭苗，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周了。林顺东是这里的老板，这看似残忍的举动实属无奈。扔掉一只小鸭苗亏两三元，而养大一只成鸭却得亏上二三十元，林顺东说起这个就连连摇头。
原来每天从各地奔赴而来的鸭贩，已经多天未曾出现了。现在，鸭苗被塞进塑料袋抛入化尸池。
一身黄色绒毛的鸭苗争相仰着脖子叫唤，出生不到24小时的它们，不安地在竹笼里扑腾。工人们一只手抓住好几只，扔进塑料袋里，几百头小鸭在袋子里拼命叫，工人将袋口一拧，数分钟后，小鸭子全部窒息而死。有几只“漏网之鸭”侥幸从半米高的笼子里跳下来，歪歪扭扭地冲到池塘边。这些袋子被放在皮卡车后斗上，一路奔向化尸池。
林顺东一路上都很沉默，他紧锁的眉头透露出一丝沮丧。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苦笑了一下，说：“没办法，不把鸭苗处理掉，它们也会因为缺饲料而饿死，那样还容易出现鸭瘟，感染到更多的鸭子。”
到了封闭式化尸池，林顺东和工人们一起，攥着十几个袋子往里扔。那些袋子瞬间就消失了，在烧碱的作用下，连骨头都腐蚀干净，散发出阵阵恶臭……
林顺东1989年就开始养鸭了，几十年来生意都还不赖。目前，他在紫泥镇新洋村的种鸭厂成鸭存栏量15000只，鸭苗每五天孵一批，每批3万只。可他没想到，3月底开始，其他城市发生的H7N9疫情，波及他的种鸭厂。
以前，每当鸭苗孵化出来，一两天就被本地和外地的鸭贩订走，而现在，已经连续十几天都没有一个鸭贩来订鸭苗了。现在鸭苗白送人都没人要。
“一只刚孵化的鸭苗每天吃半斤饲料，近7毛钱，扔掉一只半番鸭苗，再加上人工费等成本也就2块多。而每只成鸭出栏时间在六七十天，养大后现在一斤2元钱都没人买，卖一只得亏上25元甚至30元。每批就有两三万只鸭苗孵化出来，我养越多损失越多，一天扔掉1万多只鸭苗损失几万块，总好过养大后亏上几十万。”林顺东自己算了笔账。
在紫泥镇新洋村，由于养鸭大户数量多，林顺东作为龙海养鸭协会会长，向当地政府申请了两个封闭式化尸池，对鸭子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然而，每天数目这么庞大的鸭苗尸体已经快将化尸池填满了，林顺东也快无计可施了。
而对于成鸭，林顺东也颇感头疼，“以前饲料厂是先给饲料，卖了鸭子再收钱，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饲料厂一定要收现金才肯卖饲料”。饲料厂不愿再提前供应饲料，鸭子没得吃。更让他头疼的是，整个市场现在没人敢吃鸭。自己虽然有个小型冷冻厂，但里面已经装了4000多只成鸭，如果再继续屠宰，也容不下了。想向私人租赁冷冻厂，却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屠宰鸭的检疫要求严格，多嘱咐冷冻厂主不要轻易将冷冻厂出租。”林顺东说，成鸭没了去处，只能越剩越多。
“我的鸭子从出壳到开产要打6次流感疫苗，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流感。我每天和鸭子接触，不都好好的嘛。不但福建没有病例，发生疫情的地方也都和鸭子无关，我们实在很无辜。”林顺东反复强调，鸭子是可以吃的。
免费治疗问题
（内容来自中国之声）
H7N9禽流感来势凶猛，除了疫情本身，如何救治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有媒体报道，南京江宁的一例H7N9禽流感患者为治病已陆续花费10万多元，患者家属难以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当地有关部门表示，患者的确治疗费用较高，但可以按当地新型合作医疗规定，报销一部分。不足的部分也会全力帮助，不让患者和家人为治疗费用担心。
也因此，有人呼吁，对H7N9禽流感的患者应该给予免费治疗。比如中国科学院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昨天就表示，H7N9禽流感感染属于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当负担病患的治疗费用。
钟南山：现在在有一些省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家里所有的钱都用上了，结果还不够。而医院呢，哪个医院救治的越多，医院基本上都要医院自己承担。作为一个紧急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是应该有这个责任的，要有一些经费的支持，这应该是非盈利这样的。
不过，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羊城晚报》报道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教授林江就表示：因为目前16例确诊病例都是散发病例，没有很确凿的证据证明H7N9病毒能够人传人。“散发病例可以看做是个人卫生事件，人传人的流行病可以看做是公共卫生事件。如果一个人得了H7N9禽流感，政府就拿公共财政为他治病，等于用其他纳税人的钱为一个人看病，这样的话，对整体纳税人是不太公平的。”林江表示，“对于目前的H7N9禽流感患者，建议采取折衷的办法，相关部门给予一定的补贴补助。”
治疗费用到底该不该免？昨晚，中国之声在官方微信和微博平台上进行调查，截止今晨0点30分，共有384人参与调查，其中高达98.1%的听众支持应该免费，仅有1.9%的听众认为应由个人负担。
持支持意见的理由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如果治疗费用高昂，会导致潜在患者不愿就医。微博用户春秋相对：治疗费用高，是否会吓退感染者不就医，一但由此而造成报告不及时甚至病毒变异到人传人。那时防控再花的钱才是大钱。
二是认为免费治疗可以平息公众心中的恐慌。微博用户baiyi柏依：虽然说不构成公共事件，但是造成了全国性的恐慌和形成了高度的重视，为平复公众恐慌，我觉得理应免费治疗。
当然更多的微博用户还是处于一种同情和同理心的角度上认为应该给予免费救助。微信用户亢龙有悔：政府应该考虑将这些医疗免费，群众只掏少部分的钱能治疗H7N9这样一系列的疾病，否则的话，很多贫困线以下的人难道要等死吗？微信用户：我认为有必要免费治疗，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免费治疗的平台，会使现在的这种恐慌程度有所减轻，人们心里会安心一些。微信用户：我觉得应该是免费治疗，因为这种疫情你没有办法确定他能不能就是下一步会广泛的传播，还是能够制止，所以说我感觉在还没有形成大规模传播之前应该扼杀，要彻底的把病源给扼杀住。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比如微博用户：铜冠地产-张益就提议说：国家可以考虑按大病医疗保险给补贴，要是免费治疗的话，那那些有其它的疾病人怎么办？是不是都要免费治疗，毕竟钱是全国人民的纳税钱，我们同情生病的人，但这不是惠及所有人的，要考虑公平公正和合法性。微信用户梦里关山：我认为对H7N9禽流感进行全面免费实在没有必要，而是可以将H7N9列入医保保障范围，对于病人，提高他的报销比例，剩余的部分再由政府从行政经费里面埋单，因为现在城合，农合，职工医保的覆盖面已经是非常的广，走医保程序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开支。
到底应不应该免费？大家还有争论。其实各地的做法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昨天，国家卫计委流感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教授在接收中央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对收治的所有的H7N9禽流感患者，暂时没有收取相关费用。卢洪洲：严格执行国家卫生与计划委员会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所有的病人，我们暂时是以救治为第一要务。
上海家庭患者相关报道
（内容来自广州日报，有参考价值）
法国图卢兹和中国上海，两个远隔万里的城市，正是春光浪漫的季节。但在中国女留学生雯雯眼中，春天已经再无一丝艳丽，有的只是灰色尘埃。
H7N9禽流感病毒，让她和妈妈瞬间阴阳相隔。与隔离病房内病情危重的父亲，只能通过视频设备探视一下。“爸爸的容颜，愈发憔悴”。她说。
出国时，她是整个家庭的骄傲；四月匆忙归国，她却几乎变成“孤儿”。病毒，撕碎了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夺走了她最爱、也是最爱她的母亲。现在，这些病毒还正继续一点一滴“蚕食”着她父亲的肌体。“若最终真的只剩我一个，我不想再回来了。”
4月2日，法国图卢兹，一个寻常的午后。在地球的另一端，是北京时间的深夜。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雯雯正在做实验。来法国攻读博士快三年，这是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与往常一样，图卢兹的春天，阳光和煦又带有一丝慵懒。这里被誉为蔷薇和玫瑰的故乡，特别是春天时，学校所在的这个小镇，到处弥漫着花香。多少次望着实验室窗外，伴随阳光投影摇曳的枝条，她都会痴痴地笑，“不知道，爸妈现在会做些什么呢？”
来自上海的雯雯就读的这所大学是法国著名的理工科院校，曾培养过许多的化学家，其中还包括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正因如此，忙于课业的她感觉忽略了父母，心生起一丝愧疚。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正准备给妈妈发信息问候，却看到收件箱里有一条短信，“速回电”，发件人是父亲。
自从来到法国，父母为了不影响她学业，几乎不主动打电话，有时实在太想念女儿，也只会让妈妈发个短信。
“如果家里没有出大事，爸爸不会这样”。一种不安的预感瞬间笼罩在雯雯的心头。她立马给父亲打了电话回去。电话那头，照例是父亲对女儿的关心，但几句话下来，雯雯能明显听出爸爸语带悲伤，却又在强忍克制着，只是不断地说自己“挺好”，却绝口不提妈妈。
实在经不住女儿的逼问，父亲在一阵犹豫后，对雯雯说了这么一段话，“无论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都要坚强。你立志要做科学家，那就更应该相信科学。如果方便，就尽快回家一次”，而对于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父亲只是打了一个比方，“家里中了个‘大奖’，只不过这个‘奖’没人想要”。
挂了电话，雯雯已经心乱如麻。原本实验室外和美的风景，此刻，却显得如此凄厉。
4月4日，巴黎，清晨的戴高乐机场，人不多，空气潮湿且带有一丝微寒。
在和学校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后，导师放了雯雯一个长假，“什么时候回来由你自己决定，家人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在巴黎飞往上海的飞机上，空姐为雯雯准备好了早餐，但她却没有一点食欲。“我预设了几种情况，包括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妈妈发生了什么意外”，雯雯不时抬头张望舷窗外，云雾覆盖着的大地，此刻就犹如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未知，且带有些许恐惧。
头一回，雯雯是带着这种心境回家的。记得不久前的除夕，思归的她盼着能在机场第一时间见到父母，那是何等的欢乐，“今天，爸妈还会在机场等我吗？”
终于抵达上海，已是夜晚。果然，机场出口没有见到让雯雯期待且熟悉的身影。她来不及多想，打了辆出租车，飞似的往家赶。
到家，开门，眼前的一切让雯雯惊讶——没见到父亲，只有几位亲戚默默地在帮忙打扫屋子。小姨第一个发现站在门口的雯雯，明明之前还在哭泣的她赶紧抹了抹脸颊的泪痕，招呼雯雯进屋，“饿了吧，姨给你做饭”。
雯雯拉住小姨的手，几乎哽咽地恳求，“我回来了，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我，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屋里的气氛近乎凝固。片刻，小姨一把抱住雯雯，哭着对她说，“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你要坚强、再坚强！家里从此要靠你撑起来了。”一路疲惫的雯雯此刻终于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如决了堤的江海，夺眶而出。痛苦，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却无人能安慰已哭成泪人的雯雯。
待稍许恢复平静，小姨给雯雯介绍了这几天家里发生的变故。
3月27日，妈妈感觉喉咙有些干痒，并不时伴有咳嗽，感冒症状初显。那天，正巧小姨打电话来和妈妈唠家常，“当时以为可能太操劳了，导致抵抗力下降感染风寒。不过我还是坚持第二天陪她去医院检查”，小姨告诉雯雯。
经过一个晚上，雯雯母亲的病症迅速加重。随后，父亲、小姨一同陪着母亲来到家附近的一所区级医院检查。医生给其做了透视，母亲的肺部已经有感染症状。
向来谨慎的雯雯父亲主张去更权威的市级综合医院做全面检查。当值医生初步诊断下来，认为是重感冒，让雯雯的母亲三天后再复诊。
谁知，当晚雯雯母亲的体温迅速升高，浑身发烫。她父亲连夜再将其母亲送往这家医院，令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当初预计的普通感冒，此刻竟然让这家全国闻名的医院束手无策。
4月3日，雯雯母亲已经到了必须用呼吸机才能维持的地步，当晚便撒手人寰，临终都没有等到女儿的到来。“或许，我和妈妈之间真的有某种感应，在飞机上，有一瞬间，心里一阵绞痛，难受异常”，雯雯对记者说道。
直到母亲走后的第二天，疾控部门采集的母亲呼吸道标本中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证实夺走母亲生命的是H7N9禽流感病毒。
而这种致命病毒给雯雯一家所带来的灾难却远没有停止。
送走雯雯母亲后，来帮忙的亲戚陆续回家。连日来一直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的雯雯父亲感觉有些累，“爸爸跟姑姑说，可能是这几天累得厉害，休息下就好。当时，他们还在商量着怎样替妈妈料理后事”。雯雯说。
没想到，从4月4日开始，也就是雯雯母亲被确诊感染H7N9病毒当天，雯雯父亲体温也开始快速爬升。先是被送往医院就诊，随后又被转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治疗。一个星期后，雯雯父亲也被确诊为“H7N9禽流感核酸阳性”。
“当我赶到父亲住着的隔离病房，隔着玻璃看到他憔悴的模样，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雯雯说的每个字，都在颤抖。她说，一开始，父亲还可以通过电话嘱咐她不要来医院，照顾好自己，“这里传染病人多，爸爸过几天就出院了”。谁能想到，一个星期不到，父亲也到了要用呼吸机维持生命，并发给了家属病危通知书。
对雯雯父母先后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上海卫生部门认为，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尚不支持病毒由人传人所致”。
“专家的意见，还是倾向于是同一代的传播，主要的依据是它还是表现在最长的一个潜伏期里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认为，就两人发病的潜伏期来看，还不能断定是人与人传染。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凡表示，一个病毒增量的肌体抵抗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这个病源进入肌体后，增值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量，向外开始排毒的时候，这才具有传染别人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潜伏期内的病例的共同发生，我们一般不认定为二代病例。所谓二代病例就是，是其他人传染给他的。”
关于雯雯父母感染来源，雯雯说，母亲从来不吃鸡，“家里平时基本不会买鸡鸭，过年时去亲戚家串门，我和我爸稍微吃了点鸡肉”。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凡说，虽然没有接触过活禽，但“很有可能有活禽接触史”。“我们调查发现，他们家周围有禽类饲养，也就是有鸽子，有个别的居民有养鸡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个病例，可能存在暴露于活禽的风险”。
记者专程来到雯雯的家，一栋位于上海西郊的普通公寓楼。不高的楼层，窗门紧闭着。附近有个菜市场，问起禽流感，很少有人知道。
回国后，雯雯一直住在小姨的家里。在一次上海市政府召开的禽流感专题通报会上，雯雯在人群中向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及上海卫生主管官员询问有关其父亲的病情趋势，引起会场上其他官员和媒体的关注。从此，她和这个已经被病毒撕得支离破碎的家，终于不再是通稿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活生生地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现在，每天上午，只要来得及，雯雯都要先去父亲的隔离病房外探视，“回国后，居然和妈妈连一面都没见到，和爸爸也只能隔着厚重的玻璃，用视频设备进行探望”。
离开时，父母机场相送是暖暖亲情；归来时，却是残酷的现实。雯雯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是3月30日的微信，“女儿，有时间多给爸爸说说话，我们都想你，照顾好自己”。和父亲则是那条短得不能再短的信息，“速回电”。
“不想父母把我一个人留下，多少次我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现实，但……我真的压力好大”，这一次坚强的雯雯失声痛哭。
至今，还没有能够专门对抗H7N9的特效药物。
“如果爸爸最终可以康复，我想带他出去好好走走。如果……如果最终只剩下我一个，我是不会再回来了。”雯雯说。
疫情平息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5月31日，中国内地共报告131例确诊病例，其中康复78人，在院治疗14人，死亡39人。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建立起多部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全力做好患者救治，加强疫情监测和形势研判，采取关闭城市活禽市场、规范活禽调运等综合性传染源控制措施，并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
近期，全国疫情继续呈减缓趋势，疫情扩散态势得到遏制，防控工作初现成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和湖南等启动应急响应的7省市已全部终止应急响应。
截至2013年5月31日，中国内地共报告131例确诊病例，其中康复78人，在院治疗14人，死亡39人。目前病例仍处于散发状态，尚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从6月份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于每月10日(逢节假日调整时间)发布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信息。
最終更新：2014年08月28日 13:43
